從德國經濟的發展看施羅德的“新中派”經濟政策

從2001年德國經濟的發展看施羅德的“新中派”經濟政策

 2000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創下了統一以來的新紀錄。于是紅綠聯盟熱烈歡呼，認為施羅德的“新中派”經濟政策開始生效，進而在2001年初便預言當年的經濟能增長2.8%。然而好景苦短，僅過了一年，經濟增長便出現了大幅度下滑，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了0.6%，是統一以來的第二個最低增長率，在歐盟內也排倒數第二，僅比芬蘭的0.4%略高一些。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要素均大幅度下滑：個人消費僅增長1.4%；一向強勁增長的設備投資和出口也呈下滑之勢，基本建設總投資原定增長3%，實際回落了4.1%，其中設備投資原定增長7%，實際回落了3.4%，建筑投資原定減少0.5%，實際下降了5.7%；出口原定增長8.5%，實際僅增長了5.1%；而僅庫存下降一項就使國內生產總值減少了0.6%。就連被紅綠聯盟當作“重中之重”的就業問題也無大起色：就業人數只增加了5.5萬人，遠遠低于預定增長的48萬人。全年失業率為9.4%（東部17.5%，西部7.4%），僅比去年下降了0.2個百分點。年度財政赤字竟從上一年的1.2%上升到2.6%。（注：《德國2002年年度經濟報告》。）于是從蕓蕓眾生到經濟專家到政壇顯要無不議論紛紛，特別因為今年是大選年，更使這場爭論不斷激化，帶上了嚴重的黨派政治色彩。在朝者不惜搖唇鼓舌美化自己，在野者則大肆舞文弄墨攻擊對手，弄得全國上下莫衷一是。作為一個德國黨派政治的旁觀者似乎應該對此說上幾句超脫的話，以饗同樣超脫的讀者，這便是撰寫本文的初衷。
　　  一、“人算不如天算”
　　筆者曾于去年在本刊發表過兩篇探討德國經濟發展的文章，著重介紹了德國經濟的“德國病”以及施羅德醫治“德國病”的“藥方”。說句公道話，論“藥方”之全，計算之精，魄力之大，在德國歷史上堪稱“稀有的罕見”，于是便有了前年經濟復蘇的佳音。但“藥方”中偏偏缺了“天算”這一非正常的外部條件，而滑坡也恰恰主要由此而來。導致德國經濟滑坡的“天算”因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美國經濟在持續爬坡100多個月后開始滑坡，而且拖了一大串發達國家、門坎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下水，其中當然包括德國。根據德國“專家委員會”的調查統計，美國去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3個百分點，從而造成德國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近1個百分點。（注：德國“專家委員會”對德國經濟發展的《2001/2002年度鑒定》。）這是因為，美國經濟對西歐經濟，尤其是德國經濟影響本來就很大。而此次美國經濟滑坡主要是因為采取提息來抑制經濟過熱，從而引發股市下挫，以致需求不足而造成的。因此金融市場、直接投資、企業聯合會和心理因素這幾個傳輸渠道的作用就十分突出，而正是在這些方面歐洲，尤其是德國受美國的制約更甚。
　　2.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給本來已不景氣的美國以及全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特別是動搖了工業界和消費者的信心。美國為了應對此次事件決定降息450個基本點，在2011年前減免稅收13500億美元，并提出了400億美元的應急計劃。（注：《德國2002年年度經濟報告》。）然而此類貨幣政策的刺激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充分顯示出其效果，因此今年人們在表達對美國經濟抱有復蘇信心的同時也都難以掩飾自己的不安和擔心。"9·11"事件對德國經濟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損失同樣也十分巨大，9月之前德國對美國的出口增長為13.9%，9月就急劇下降到5.7%；（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7日。）事件之后的第一個周一，德國股指Dax暴跌3%，自1998年10月以來首次跌破4000點大關；（注：www.welt.de  2001年9月17日。）事件發生的當月，德國的機票預定數量減少了7個百分點，去往北美航線的營業額銳減30%。（注：www.welt.de  2001年11月28日。）漢莎航空公司的股票一度下跌了25%，每周損失1億馬克。（注：www.handelsblatt.com  2001年9月14日。）
　　3.石油價格上漲。戰后世界兩大經濟危機都是由于石油價格暴漲而引起的，2001年人們又經歷了一次石油價格上漲給本國經濟帶來的沖擊，德國作為世界石油和能源進口大國自然也無法幸免。當年石油價格一度飆升至每桶36.2美元，與正常價值相比，上漲了70%左右，給德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困難。據統計，石油價格只要漲到每桶25美元以上就會使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0.3-0.4%。（注：DW-World.de"Teures    Aufschwung"（《昂貴的石油威脅著經濟繁榮》）2002年4月3日。）
　　4.從英國開始肆虐的瘋牛病和口蹄疫幾乎席卷了整個西歐，造成德國食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其中豬肉上漲14.2%，禽肉12%，肉類和肉制品9%，水果11.7%，食品價格整體上漲了6.4%，（注：www.tagesschau.de  2001年10月11日。）因而拉動了德國整個消費價格和通脹率的上揚，達到1.8%，為1994年以來的最高點。（注：《德國2002年年度經濟報告》，www.handelsblatt.com  2001年12月27日。）
　　當然，可以列入“天算”的還有其它原因，如2001年要比上一年少2個工作日以及統計方法有更動等等，但主要的可以歸納成以上4點。它們的確對2001年的德國經濟滑坡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使人們進一步看到，制訂各類計劃都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但同時也告訴人們不能因為“天算”沖擊了“人算”就全盤否定了“人算”的成績。
　　  二、“德國病”病情嚴重，短期治愈無望
　　看來“天災”確是事實，各方也都不否認，爭論大的是施羅德的“新中派”經濟政策是否正確，也就是說是否有“人禍”。在這一方面各派相互攻訐，你打我的痛處，我揭你的傷疤。其實，拿兩黨自德國統一十多年以來在對德國經濟病況的診斷、采取的治療措施和達到的效果來看，人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思路大同小異，效果半斤八兩，但后來者（現在是社會民黨）要稍強一些。這首先是因為冷戰結束以后資本主義兩大黨之間的政綱發生了明顯的趨同傾向，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前車之覆必然會成為后車之鑒，而在相互之間的批評和反批評中各方都會找到不少合理的內核。其實，振興德國經濟的真正關鍵不是相互攻擊，不是自我洗刷，而是平靜地共同來分析“德國病”，找到治療“德國病”的正確“藥方”。德國統一以來聯盟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聯盟）執政8年，社民黨執政3年半。應該說，他們在治療“德國病”上都傾注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都很有限，原因之一是“德國病”病情嚴重，短期難以治愈；原因之二是都受到各種因素（包括黨派政治）的制約。
　　關于“德國病”病情的嚴重狀況，筆者在去年本刊第2期登載的《德國經濟與〈德國病〉》一文中已作了較為詳盡的闡述。這里再從實際治療過程中，特別是2001年的經濟滑坡中發現的問題來加以分析。
　　1.德國經濟抗感染的能力很弱，特別是抗美國經濟衰退感染的

能力很弱。所以人們才說：“美國經濟一感冒，德國經濟就要打噴嚏”。令人費解的是，反過來卻不然。美國經濟的繁榮卻拉動不了多少德國經濟。對這種“損則共，榮則離”的奇特現象人們就不得不到“德國病”中去尋找原因了。
　　2.治療效果小，病情好轉慢。這尤其反映在東部地區經濟振興和失業問題上。統一以來歷屆德國政府都對振興東部地區經濟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許諾，西部地區也以年均約1600億馬克的數額（相當于德國國內生產總值的6%）向東部地區輸血，但東部經濟始終不見起色。經濟增長低于西部，失業率是西部的兩倍，甚至兩倍以上，工資在人為地拔高一段以后目前已進入停滯狀態，拉平還不知要到何日，“同工不同酬”至今未能消除，甚至78%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了，（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26日。）這樣“二等公民”感自然依舊存在；科爾吹噓的只需九牛取一毛就能迅速使東部經濟振興的名言已經成了笑柄，而紅綠聯盟決定把向東部地區的輸血推遲到2019年同樣表現了他們對整治東部經濟的無奈。今天有84%的德國人認為工作崗位問題是當前德國的首要問題，（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26日。）這是因為德國的最高失業人數一直在400萬以上的高位浮動，成了治療德國經濟中最為棘手的問題�？茽栐�雄心勃勃地揚言要迅速將失業人數減少一半，結果敗下陣來；施羅德上臺后，一面使出渾身解數，一面壓低下降指標，希望雙管齊下，獲得圓滿的結果，結果也是收效甚微。2001年全年失業人數為385萬，（注：《德國2002年年度經濟報告》。）2002年1月竟然達到430萬，（注："Der  Spiegel"Nr.6,2002（《明鏡周刊》2002年第6期）。）遠遠高出全年預定的360萬人。更令人寒心的是各方都認為今年德國的全年平均失業人數還將上升，要超過400萬。于是當權者不得不將聯邦勞動署的頭頭雅各達解職示眾，其繼任者格爾斯特便大聲疾呼，要進行激進的改革。
　　3.好轉經不起反復。這特別明顯地反映在德國的財政赤字上。1998年德國的財政赤字為778億馬克。經過努力，1999年的財政赤字降至550億馬克，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4%。2000年由于拍賣通用移動通訊系統(UMTS)專用許可，額外收入994億馬克，不僅消除了財政赤字，而且有了509億馬克的盈余。如果扣除這一一次性收入則仍有485億馬克的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注：《德國2001年年度經濟報告》。）本來預計2001年赤字為700億馬克，2002年412億馬克，2005年100億馬克，2006年則全部消除。由于前兩年的成功給了人們充分的信心，不少人都深信這一目標可以達到，有的人甚至已經在憧憬2006年無赤字的美好日子了。然而2001年的財政赤字卻給了人們當頭一棒，高達538.7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6%，超過了聯盟黨執政最后一年的2.1%，接近馬約規定的界限3%，從而引起歐盟的關注，差一點因違反了德國人自己力主的《穩定與增長公約》而受到“藍信(Blauer  Brief)警告”。（注：www.welt.de  2002年1月17日。）
　　4.“德國病”的病根是社會福利支出過大，這一病根不鏟除德國經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但這卻涉及蕓蕓眾生的切身利益。削減會遇到阻力，慢增長也會喪失選民。解決這一難題既要有勇也要有謀，突變是萬萬不可取的，漸變也要假以充分的時日。
　　事實說明，德國經濟病得很重，而重病理應不用重藥，積極地、慢慢地調養方是上策。短時期內的大幅度躍進自然也只能是水中之月，鏡中之花。
　　  三、“新中派”經濟政策中的失誤
　　德國經濟2001年滑坡盡管有客觀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客觀原因，但決不能像某些人那樣將一切罪過和錯誤都推給客觀，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凈凈。其實，失誤是明擺著的，與其掩掩蓋蓋，還不如大膽承認。筆者認為，施羅德治療“德國病”的全部藥方雖然都經過深思熟慮，并從科爾的藥方中得到很多啟發和借鑒，但仍然顯示出對病癥的嚴重性估計不足。一些藥方不能對癥，一些藥方用得過早、過急，一些藥方實際是挖肉補瘡，再有一些藥方則含有明顯的副作用，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治療德國高失業采用的舉措雖然很多，但切中要害者甚少，貫徹就更不得力。眾所周知，德國失業中增長性失業僅占1/4，結構性失業卻占3/4。失業大軍則主要由長期失業者、大齡失業者、低能失業者、殘疾人、婦女等組成。而德國降低失業的措施中針對結構性失業的卻顯然不足，至于對上述失業大軍中的主體人員盡管均有針對性措施，但貫徹起來困難重重，因而落實者也就寥寥。倒是青年緊急就業計劃成效比較明顯，顯然這就不是經濟范疇內所能解釋清楚的問題了。
　　2.把2002年的減稅計劃提前一年執行顯然是一個錯誤的決策，這反映了施羅德等人對減稅的初期成果估計過高，且忽視了減稅中的困難和后果，結果造成稅收收入的過度下降，于是在"9·11"事件后為了加強國內安全而需增加撥款時就不得不將煙草稅提高2分厘、保險稅提高1個百分點。（注：www.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terrorismusbek附圖mpfung"（《反恐斗爭》）2001年11月30日。）即便如此2001年的稅收收入還是減少了4%，（注：《德國2002年年度經濟報告》。）其中鄉鎮稅收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其次為州，聯邦最少，這既擴大了德國的財政赤字，又加深了聯邦同州及鄉鎮的矛盾。
　　3.施羅德重視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建設，采取了許多推動和促進措施。尤其是大大減免了它們的稅賦，減稅總額達到231億馬克，去年8月又決定進一步減免中產階層3億馬克稅收。但對企業，特別是對大企業面臨的眾多新困難關心不夠，更缺乏有效的舉措，因而使49600家企業失去支付能力，比2000年高出1/6，公司破產達3.24家，高出16%。（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7日。）根據德國工商大會的統計，每天中產階層中由于無支付能力而失去的工作崗位高達1500個。大企業更出現了一個“破產潮”，其中以建筑業最為突出，例如德國第二大建筑康采恩集團霍爾茨曼公司1999年就險些遭到破產，2001年又再次虧損2.4億歐元，不得不考慮提出無支付能力申請。（注：DW-World.de  2002年3月21日。）
　　4.忽略了聯邦、州和鄉鎮之間財政上的協調，致使各州和鄉鎮的財政赤字增加了3倍，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處理通用移動通信系統收益上的不公，因為只有聯邦得益，各州和地方卻因要交納巨額的折舊費而大大加重了財務負擔，（注：2002年1月30日前聯邦德國財政部長魏格爾在接受采訪時的講話。）從而激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于是要求制定“國家穩定公約”的呼聲日見高漲。而所謂“國家穩定公約”原本是由科爾政權時的財長魏格爾提出的，而施羅德和艾歇爾又一次跨過黨派的鴻溝，將其拿來為己所用。經過艱苦的談判終于在今年3月達成了協議，規

定2003和2004年聯邦的財政赤字每年要比2002年減少0.5%，州和鄉鎮的支出每年至多增長1個百分點；從2004年開始聯邦和社會福利保險的債務只能占全部債務的45%，而州和鄉鎮的債務也不能超出55%。（注：Beschluss  des  Finanzplanungsrates  vom  12.02.2002（《2002年2月12日經濟規劃委員會決議》）。）顯然這是一個妥協的結果，但這一結果卻十分發人深思，因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聯邦與州和鄉鎮之間的妥協，而是兩大黨之間的妥協，在大選之年能達成如此之妥協實屬不易，這又是一個兩黨政策趨同、并能進行合作的范例。
　　  四、施羅德的“新中派”經濟政策是不應被否定的
　　以上不難看出，施羅德的“新中派”經濟政策在執行中確有失誤，但成果依然是明顯的，自然也是不應該被否定的。這些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創統一以來的最高紀錄；就業人數增加了110萬，每個愿意培訓的青年都能獲得培訓崗位，青年的失業率降至8.7%，僅高于瑞士和奧地利；財政收入增加了300億歐元；子女津貼從112歐元提高到154歐元，一個4口之家每年僅此一項便可增加收入近984歐元；減免個人稅收150億歐元，年收入3萬歐元的職工減稅額1999年為598歐元，2000年為1113歐元，2001年為1488歐元，2002年為1854歐元；經常項目收支克服了近幾年來的逆差，于2001年首次達到平衡；擴大了獎學金的發放范圍，使45萬個青年據此獲得了上大學的機會；溫室氣體排放減少了18.5%，僅高于盧森堡；減少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使其比例只占全體工作人員的12.3%，低于美國的14.6%；逐步減少了聯邦的凈貸款額，1998年為289億歐元，1999年為261億歐元，2000年為238億歐元，2001年為229億歐元；物價穩定，從1998年到2001年年均只增長了1.4%；擬定的一系列建設知識經濟，特別是建設信息（通信）產業（IT或IKT）的計劃都已付諸實施，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績，2000年增長9%，2001年增長也近5%。到2001年德國全部學校和一半居民都開通了因特網，67%的人有了手機，電子商務的營業額已達200億歐元，列歐洲各國之首。到2001年11月已向非歐盟成員國的1.04萬名IT專家發放了綠卡。（注：《德國2002年年度經濟報告》，德國財政部長艾歇爾2002年2月21日演說，www.welt.de  2002年1月17日。）
　　大量事實說明，施羅德的“新中派”經濟政策從總體上看是可行的，因而也是正確的。這一點既得到了德國“五賢人”的肯定，也得到了歐盟的首肯。否則也就無法解釋2000年經濟發展好勢頭的現實，更難論證2002年經濟發展好勢頭的預測。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施羅德經濟政策的失誤也受到“天算”的影響，而在某些領域又反過來減少了“天算”的損失；更需要指出的是，施羅德的“新中派”經濟政策實際上包容了社民黨傳統的需求導向經濟政策和聯盟黨傳統的供給導向經濟政策，包容了聯盟黨的許多合理的做法。因此從聯盟黨的角度來說，全盤否定施羅德的“新中派”經濟政策勢必也就否定了自己，至少是部分否定了自己。
　　  五、今、明兩年的展望
　　對德國經濟今、明兩年的發展筆者同意很多專家的估計和預測，持謹慎的樂觀態度。這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1.美國經濟有了好轉的跡象，尤其明顯地表現在財政和貨幣政策上的強勁搏動上，這肯定會對德國經濟的好轉帶來福音�？紤]到經濟的滯后影響，德國經濟的復蘇將會呈現前低后高的形勢。事實上德國經濟也確實已經顯示出復蘇的初步跡象；
　　2.因瘋牛病和口蹄疫引起的食品價格上漲也已回落。這對抑制通貨膨脹、增強消費會有重大的意義；
　　3.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美國納斯達克技術股的下跌和IT產業的暫時低潮并不能否認信息技術對提高生產率的巨大作用，而只能說明人們對其的期望值過高。德國近年來在這一領域的加大投入必然會得到相應的回報，它將繼續成為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的發動機；
　　4.2001年經濟的新滑坡給各方敲響了警鐘，使各方進一步認清了“德國病”的嚴重性，也進一步看清了德國現行經濟政策的正確與錯誤，這有利于德國今后的經濟改革。
　　預測是自然的，有一定根據的預測是重要的，但預測同結果是不可能等同的，預測者所能寄予的希望只能是盡量縮小這種不等同性。預測的這種不確定性主要產生于眾多的變數和意外因素。在預測今年的經濟發展時各方人士都顯得異常謹慎，因為不確定因素和不利因素也還為數不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其概括為四大風險，即不少國家的赤字過高，美元匯價過高，美國儲蓄率偏低，日本經濟持續惡化。而反恐戰爭則有可能引發新一輪石油和能源價格的上漲。（注：“德經濟將迎來新增長期”〔N〕，《人民日報》2002年3月21日。）對德國經濟的預測當然也要考慮到這些因素。所幸的是，石油和能源價格在上漲了一段時間后如今又開始回落。
　　收稿日期：200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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