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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精神家園——威爾海姆·海因里�！だ餇柕谋Ｊ厣鐣摺�口徐健
內容摘要威爾海姆·海因里�！だ餇柺�19世紀德國頗有影響的學者，文化民族學的代表。在德國向工業社會轉型，傳統社會發生分裂與解體、理性社會倡導個人自由和解放、社會革命時時“威脅”現存政權的時代，里爾提出了調和國家和社會的“道德政策”。他依據“自然演進的歷史觀”，在“地域一倫理學”和社會人類學的基礎上表達他對道德政治的看法。他的“道德政策”就是要把傳統的家庭、鄉鎮和社團等自然發展的社會組織納入現代社會，使之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并以此消解現代社會的種種緊張關系，以實現社會的和諧。
關鍵詞 威爾海姆·海因里�！だ餇� 社會政策 家庭 鄉鎮 等級
作者 徐健，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博士。（北京：100871）
在群星燦爛的德意志思想家陣營中，威爾海姆·海因里�！だ餇柨峙滤悴簧鲜且鄣娜宋�，他不為中國學界所熟知，在德國也慢慢淡出了學人的視野。但無可否認，他在他那個時代一直到20世紀的上半葉，在德國是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他的思想和理論貢獻絕不亞于與他同時代的保爾·德·拉加德。
威爾海姆-海因里�！だ餇�，1823年5月6日出生于德國拿騷的比布里希．1854年任慕尼黑大學國家經濟學教授，1859年改任該校文化史教授，1885年受聘擔任巴伐利亞民族博物館館長，1897年11月16日于慕尼黑去世。
里爾一生著述頗豐，他最偉大的代表作是《民族自然史：德意志社會政治之基礎》，共四卷，分別為《市民社會》（1851年）、《鄉土與人民》（1853年）、《家庭》（1855年）和《漫游記》（1869年）。此外，他還于1857年出版了《法爾茨地區的人民》，并于1869年發表了《德國的勞動》等。這些作品為德國民族學奠定了基礎。里爾同時也是一位多產的小說家，他在研究民族的風俗習慣、精神風貌和社會生活的基礎上，創建了德國短篇小說的“文化史學派”。當然，里爾的思想貢獻并不僅限于文化民族學。和拉加德一樣，里爾關注社會進而關注政治。
他生活在德國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傳統社會的分裂與解體、理性社會的個人自由和解放、社會革命的“威脅”，時時困擾著政府、困擾著思想界、也困擾著他。如何解決資產階級理性主義所造成的“社會生活領域”和“政治公共領域”的分離？里爾一直在思考著。他一方面批判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認為建立在啟蒙思想基礎上的自由主義理論強調個人解放和市場中的機會平等，而忽略了社會科學領域實踐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他也反對“社會革命”以激進的方式，通過消滅資產階級社會把人類從政治和社會的不平等中解放出來。里爾想要創造出一種意識形態，其核心是依據“自然演進的歷史觀”，以承認社會的有機性和天然層級結構為前提，瓦解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由技術經濟領域的單面向現代化而產生的階級差異，抑制或至少緩解社會緊張關系以及由此導致的資產階級(經濟論文)社會的合法性危機。
為此，里爾提出了調和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道德政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在里爾看來是無法消除的，但通過社會國家卻可以實現調和。里爾并不反對現代資產階級的自由法治國家，但更認同于“社會法治國家”。他認為國家必須關注和推動社會生活，但不喜歡“官僚國家”的無所不在的絕對權力，他為現代國家的政策設定了原則界限，即國家的責任在于發展一種可操作性的戰略，由一系列社會政策引導社會組織的發展，并為后者發揮作用提供必要的保護。用里爾的話來說，國家的“積極”作用是承擔“歷史教育者”的工作。
因此，里爾特別看重國家政治之外的社會力量，但這些社會力量又不是理性主義“市民社會”中，為充當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中介而人為結成的各種社群，因為里爾所理解的“社會”是自然演進的歷史產物，國家就是要為這些在歷史中形成的、隨歷史發展而來的社會團體、社會等級尋求在現代社會中的廣闊發展空間。里爾所謂的“道德政策”具體而言就是保護傳統社團、社會等級的歷史權利和歷史特性，拯救和捍衛社會生活中前現代因素的歷史連續性和合法性，阻止那些由于社會的革命性解放而把自己從歷史中解放出來、投入工業社會的組織結構中去的種種條件的產生，并進一步地使社團和等級與現代社會共融，不受阻礙地獲得發展。自由，在里爾的觀念中，不是國家每個公民的自由，而是那些與社團的“歷史權利”和精神緊密相連的社會中的人的自由，他們的特性因為現代社會個人的自由遷移而受到了威脅�？梢�，里爾的“道德政策”是一種社會保守政策，它是從傳統中繼承和發展“社會道德”的政策，它依賴于“社會化的國家”而與“國家道德”、“政治化的國家”針鋒相對，從而社會力量和政治制度之間的緊張關系達成相互依存的平衡關系。
不過，這樣的“道德政策”是沒有普遍適用的模式的�！暗赖抡摺弊鳛榉椒ㄕ摰姆从�，是里爾追蹤“自然歷史”以及不同制度理論的經驗觀察結果。一個對一切社會制度都行之有效的統一的“社會政策”是沒有的。里爾看重經驗，并強調在“地域一倫理學”和社會人類學基礎上表達經驗。他描述社會的特殊性，是想說明這樣一個觀點：普遍的概念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社會的自由只有通過每個社會團體自身特性盡可能不受阻礙獲得發展時才能得到保證�！坝勺匀恍纬傻牡赖虏皇侨藶榈�，也不可能培養，否則會遭到破壞�！薄皣一牡赖聲a生一種罪惡，即使想法再好，多數情況下只能變得荒唐可笑�！�
在從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中，里爾最為關注的是家庭、鄉鎮和等級的生存和發展，他的社會“道德政策”也是圍繞這三個層面展開的。家庭政策關注家庭的道德治理：鄉鎮政策是要確定中央權力下的自治；而等級政策則是在社團環境中推動個人的自我制約。三者的目的都是為了對抗政治化社會中社會生活的理性化傾向。
首先是家庭。作為自然演變的社群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單位，“家庭意識”、“家庭道德”成為以社會再生為取向的社會政策的基礎。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家庭再建設工程主要涉及三個社會階層。一是農民階層，農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歸屬其家庭道德領域，由社會環境造就的天性淳樸是農民家庭的傳統美德，社會政策不應打斷而應繼續保護這類家庭文化的發展。二是貴族階層，該階層的家庭文化把舊式的農民傳統以“族規”和“族譜”的形式保留下來，并將之凝聚為社會等級。社會政策的目標便是以立法形式助其一臂之力。三是市民階層，由于城市化的發展，家庭的歷史紐帶在這個階層身上發生了斷裂。市民脫離了淳樸的農民傳統和家庭文化，“整體性”家庭變為小家庭，加之家政分工的出現，其“自然特征”以及家庭與住宅之間的自然關系被單純的租約關系瓦解了。對此，里爾提倡“社會政策”應關心組建“社群之家”，安排“家庭聚會”，推動家庭之間的密切交往。因為樹立市民家庭新的道德規范，將有助于防止該階層的無產階級化。一方面，家庭道德治理可以有效地抵御國家力量的侵入：另一方面，對家庭道德的忠誠也有助于對公共國家形態的忠誠。
其次是鄉鎮。鄉鎮處于國家與社會之間，首先是一個社會機構，人們通過它才感知到國家的存在。鄉鎮市民是一個社會團體，是自然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分層的必要基礎。對鄉鎮的改革意味著對整個社會的改造，但對鄉鎮的“社會改革”與對鄉鎮的“政治改革”之間是有區別的。對鄉鎮實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實現政治解放，取締鄉鎮的自然生活，把鄉鎮制度完全納入到官僚主義國家化的軌道之中。而鄉鎮的社會改革則是通過鄉鎮自治擴大非國家化的社會制度，(經濟論文)保存鄉鎮的自然歷史特征，并使之在新的歷史階段重新發揮社會功能。
19世紀中期，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城市流動人口激增，加劇了傳統鄉鎮固定人口與流動人口之間的分化，失去故土的鄉民逐漸喪失了與往日同鄉間的社會紐帶，而城市中流動人口的飄忽不定又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里爾的鄉鎮改革政策針對的就是這種情況，他試圖在實踐中調和兩者的關系，采用一種靈活的形式重新構筑從傳統向現代過渡中外表已變得模糊不清的鄉鎮組織。這樣的鄉鎮組織一方面并不阻礙人口的流動，另一方面又使得鄉鎮可以繼續發揮原有的社會融合作用。為此，他提出由定居者組成社會政治鄉鎮，只要在某鄉鎮擁有住房、居住若干年，且擁有固定職業，便可成為該鄉鎮居民，擁有權利和義務。當然，鄉鎮是實行自治的。1851年，里爾引入了1808年的普魯士《城市條例》，作為其鄉鎮改革思想的范本。他想表達的是，他的鄉鎮自治理想依托的是“日耳曼的自由精神”而不是建立在“大眾主權”基礎上的“法國1789年精神”。
里爾的鄉鎮改革一舉而兩得：第一，工業化時期因流動人口增加而帶來的社會問題可以因鄉鎮制度的保存而得以緩解。第二，通過鄉鎮自治使公共權力的中央集權化現象得到有效糾正。立足于村莊和市鎮的“社會政治本土觀念”，在里爾看來是擺脫現代官僚國家干涉的有力手段。而現代社會的鞏固和完善只有通過鄉鎮的社會改革，發揮鄉鎮的社會作用才是可能實現的。
最后是等級。里爾的社會政策所要完成的“道德倫理”任務，就是在各個社群中喚醒“內在的使命意識”，讓每個人通過出生、教育、培訓和職業找到社會歸屬。等級是“自然歷史”所賦予的社會狀態，它為那些社會化的個人及具有社會特殊性的等級提供了某種規范。歸屬于等級的個人既不必為社會地位擔憂，也可以在等級的自我制約和自我滿足中找到平衡。在這個基礎上，社會問題得以解決，社會生活得以改善。
在里爾的自然等級觀念中，市民、農民與貴族是主要的社會等級。這些由自然歷史發展而流傳下來的等級，其傳統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不僅不能中斷，而且還應在鞏固“歷史性社會”中發揮積極作用。里爾把他的等級政策提升到人類學的高度，相信在人類學傳統中，人的生存習慣、歷史性社會狀態下的等級及其他們的生活世界，完全可以抵御現代理性主義對社會的挑戰。
里爾的社會等級政策是“不平等”的，他雖然強調貴族不應再享有特權，統治其他社會等級，卻同時賦予了農民等級特殊的社會意義，他宣稱“農民是德意志民族的未來”。在他看來，農民由于同自然具有密切的聯系，身上保存著原始的歷史道德，筋骨強健，意志堅韌，這是反對權力世界最后的自然特性。農民具有榜樣的力量，可以修正自由社會，反抗碎化和膚淺化了的文明社會。
在許多學人如戈登．A．克雷格——美國著名德國歷史學家的眼里，里爾和拉加德均屬于工業時代德國新浪漫主義的先驅，他們深信科學和工業的興盛使德意志民族國家喪失了道德和文化支撐，患上了腦水腫癥，產生了病態文化，漂流在相對主義和物質主義的海面上，只有回歸傳統的價值準則才能拯救靈魂。l2i不過，里爾的浪漫主義不是不著邊際的，19世紀德國歷史學家海因里�！ぬ刭嚻婵耍�1834—1896年）批評他“竟以憑空的歷史直覺來代替實際的歷史認知”‘3]，無疑是不中肯的。里爾實際上是一位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并不夢想而是切身觀察。作為“實踐的理論家”，他精心研究民族文化，將之提升到社會科學的層面，使之成為文化哲學和保守社會政策的綱領性基礎。而作為“實踐的政治家”，里爾則期盼著人民對國家的忠誠，他認可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然形態，也不排斥國家，希望人們通過發掘社會等級的特殊利益和特殊精神來實現國家化，真正擁有美好的未來。也就是說，作為社會保守主義者，里爾反對的只是機械的理性主義和整齊劃一的自由主義，他想借助于民族傳統中自然和歷史的精神要素賦予現實國家以新的活力。
里爾的社會思想為保留人類的精神家園、永恒的人生價值提供了豐富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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