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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教育中的身份意識喚起與傳遞
新聞學教育中的身份意識喚起與傳遞
李京麗
�。ǔ啥紝W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四川成都610106）
摘要：新聞教育中不僅要有“業”的傳授，更要有“人”的教育。中國未來的新聞人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在雙重管理體制和新媒體環境中的自我身份問題。體制身份、市場身份、社會身份多重身份調適不當，將給新聞人帶來身份焦慮。因此，新聞教育中對新聞人身份意識的喚起和傳遞，是一個重要問題。就目前新聞教育而言，理論教育、情境代入、新聞實踐中的身份體證，是進行身份意識喚起的基本方式。
關鍵詞：新聞學教育；身份意識；喚起
作者簡介：李京麗（1979-），女，成都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公益傳播、廣告學、文化與傳媒。
2014年是傳統媒體及新聞人充滿焦慮的一年，尤其是有關新聞人本身的報道充斥著兩個關鍵詞語：“死亡”、“轉行”。從2014年4月中旬因為癌癥去世的南都首席記者過國亮開始，連續20多天時間里，江西贛州人民廣播電臺臺長肖益涵、新華社安徽分社副社長和總編輯宋斌、《都市快報》副總編徐行、湘鄉市廣播電視臺副臺長賀衛星、深圳報業發行物流公司總經理張敬武、廣州日報社社長湯應武都先后去世。幾個月后的10月19日，南都副總編王鈞因病去世。在這些死亡的信息背后，隱藏著的詞匯是“抑郁癥”、“自殺”、“突發疾病”、“壓力”、“亞健康”。他們中年紀最輕的31歲，年紀最大的也不過50歲。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所長朱大可將媒體人的系列自殺事件列為“2014年度十大文化事件”第一位：“近20名媒體人自殺病亡，形成90年代以來第二次死亡骨牌”。
與“死亡”幾乎同時出現的另一個關鍵詞是“轉行”：新浪總編輯老沉加盟小米；財新羅昌平改行創業新媒體；2014年12月，新周刊標志性人物封新城，也卸下了執行主編的頭銜。稍一留意就會發現，去世與轉行的這一批媒體人，大多數來自傳統媒體，這不能不讓我們思考這一現象：是職業本身沉重的壓力還是個人生活的不善調適？是體制所帶來的無形焦慮還是新媒體所帶來的巨大沖擊？這是媒體人的自我救贖還是傳統媒體一場殘酷而盛大的告別？
“死亡”、“轉行”這兩個關鍵詞帶給傳媒業沉重的刺激，焦慮彌漫開來，并且很快就傳遞到了大學課堂�！稗D專業”、“畢業后不從事傳媒行業”成為大學新聞專業部分學生的新選擇。除了感慨、惋惜、迎接和擁抱新媒體，我們的新聞教育是否還應該有更深一些的思考？畢竟，傳統媒體的衰落并不意味著時代的終結，它還只是不斷變換的新傳媒世界的第一個祭奠品，它還只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因此，新聞教育在歡呼和擁抱新媒體的同時，是否應該思考以某種方式，讓我們的學生———未來的新聞人們，來以平和的心態應對新媒體以及不斷出現和創新的新新媒體們？否則傳媒行業一切的技術和內容的更迭創新都只會不斷重復“前浪死在沙灘上”的悲劇。
一、新聞教育的基本使命
早在2005年11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五十周年誕辰舉辦的“首屆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國際論壇”上，來自中國和世界近六十家新聞院系的院長、系主任和負責人共同簽署了國際新聞教育界的第一個共識性文件《北京共識》�！侗本┕沧R》描述了新聞教育的目標：新聞教育的核心任務是培養具有神圣的社會責任感、寬闊的國際視野、深厚的文化修養、科學的思維方法和精湛的專業技能的新聞工作者。[1]
這個教育目標總體可以概括為兩大層面：價值觀與思維方式、文化修養與業務技藝。也即是說，新聞教育不僅是“業”的教育，還包括“人”的教育，新聞教育首要和根本的任務是新聞價值觀的傳遞。這種價值觀既包括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對新聞行業職業道德的認知和堅守等外部價值觀，還包括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對新聞人（或準新聞人）的身份認知。這種身份認知，是新聞人或準新聞人對自身及其職業身份所做出的認知、理解、判斷和抉擇。明確的身份意識，是新聞工作者價值觀的基底，有利于新聞學子進行明確的職業選擇與規劃，有助于建立職業自信，有助于新聞人在職業困惑與轉型中的自我認知。
這一非常重要的價值維度，是“新聞人”中“人”的成長與確立過程，是新聞人“自我”的確立，但卻往往容易被忽視。
二、新聞人的身份
1.身份的價值。根據阿蘭·德波頓《身份的焦慮》中的界定，身份指的是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即地位。狹義上指個人在團體中法定或職業的地位。[2]就新聞教育而言，更多指的是新聞工作者（潛在新聞工作者）在社會系統中的角色和位置定位。具體到新聞工作，指的是新聞工作者在具體新聞事件的發生和傳播過程中所持有的立場、自我身份認知和角色參與感。因此，新聞人的身份意識，既體現著新聞人與社會的互動關系與被認可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著新聞人的職業價值。
2.行業職能定位與身份的形成。黑格爾在其《美學》一書中提到：“科學，作為服從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的；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面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只實現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3]在這里，黑格爾區分了定性科學職能的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從它與其他事物或領域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另一種思路，拋開與其他事物關系的定性，而只從其本身來確定它的職能。[4]
沿著第一種思路，新聞工作的職能由它與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來進行界定。在政府、市場、社會的三分結構中，我國的新聞領域從所有權上屬于國有，但又往往被視為三方的重要溝通系統。因此，以新聞領域為核心的傳媒系統往往被視為社會的“第四系統”或者“第四種力量”，這直接影響和決定著新聞人的身份。在我國“事業單位，企業化運營”的傳媒機構中，新聞人身份的多重性體現得更為典型。新聞人既是市場化傳媒機構的員工，也有著強烈的依附于體制的特點，新聞人既有自身的專業立場和選擇，但也不得不考慮政府的需求和社會的期待。因此，新聞工作者的身份是一個多元而復合性的存在，它由以下幾個身份共同決定和形成：（1）體制身份。即我國的新聞體制和新聞機構的屬性所決定的新聞人的身份，體制身份是一切合法性的前提。在我國，黨報和黨媒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媒體機構要擔負起傳播黨政路線方針政策、通達社情民意的職責，新聞人則相應承擔時政新聞報道以及輿論引導職能。在市場化傳媒機構，其要求雖然與黨媒有所不同，但一樣要擔負起黨政喉舌的職能，進行輿論引導，完成宣傳任務，遵循相關新聞傳播紀律。因此，新聞人具有非常明確的體制身份，就算是體制外（即采用聘用制度管理）的新聞人，一樣具有鮮明的體制色彩。（2）市場身份。從市場經濟角度，新聞人是傳媒機構的員工，是新聞產品的生產者、加工者、傳播者，其工作行為不僅要對傳媒機構負責，更要對面向自己的受眾或用戶負責，否則傳媒機構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市場基礎。從傳媒機構的內部管理角度來看，新聞人要跑新聞、寫稿子、做推廣、掙“工分”，把產品做得好看、好傳播、有料，符合受眾和用戶的期待和需求，這是新聞人的“飯碗”。（3）社會身份。公眾對社會信息的知情權，是新聞人從事新聞工作合法性的根本來源，這一說法的潛在意義是，新聞人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要在基于公共利益的基礎上對社會進行觀察和報道。因此，傳媒領域被認為是社會的“第四系統”，是社會相對獨立的“第四種力量”。傳媒機構在社會結構中的社會公器定位也決定了新聞人的社會身份。陸曄和潘忠黨在對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作系統梳理的過程中提出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內核，其中第二條關于新聞人的身份識別上認為，新聞從業者是社會的觀察者、事實的報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團的宣傳員。[5]公眾對傳媒機構、新聞人有潛在的價值期待，這種期待在平時表現在媒體的發行量、收視率、閱讀量、用戶數的多少和高低上，不太容易覺察，但新聞人的身份與立場一旦與公眾的期待發生嚴重背離甚至逆反的時候，公眾對新聞人和媒體的態度和期待就會通過網絡的抗議、謾罵、論戰等各種渠道表現出來。因此，新聞人的社會身份，雖然看似隱藏在其他身份之中，卻關系著新聞人的社會認可程度和職業聲譽，仍然不可小視。（4）自我認知與選擇。在體制身份、職業身份、社會身份的多重角色要求和期待中，新聞人應該盡早形成明確的自我身份認知和選擇。這種身份認知是新聞工作潛在的基石，它直接決定了記者在新聞報道中的立場與態度，決定著新聞報道的價值導向。在多重期待與要求中形成自身的身份認知、身份選擇與平衡，是一個成熟的新聞人成長的必然過程。越早認識到這一點，越有利于新聞人的職業化過程，越有利于新聞人的身心健康。
在多重身份或顯或隱同時并存的前提下，身份的自我認知與選擇在每一個具體對象那里都存在差異。各大媒體機構自身的政治定位、市場定位、社會定位的細微差異以及用戶差異也會影響新聞人的身份認知。通常情況下，黨媒記者更強調體制身份，市場化媒體更強調職業身份，而偏重于公民新聞或調查報道的媒體、社會化媒體更強調社會身份。除此以外，記者自身的價值觀、知識結構、甚至成長經歷也會對其身份的自我認知和選擇形成直接的影響。
因此，大學新聞教育中應該逐步建立起這種身份意識，大學教師應該有意識地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新聞人身份意識的喚起和傳播。
三、身份意識的喚起與傳遞
在多年教學實踐中，每年在第一堂新聞學課程開始之前，我都會對學生進行非正式摸底調查。一是有多少學生是自愿選擇新聞學專業而不是被調劑過來的，二是自主選擇新聞學專業的學生對新聞行業的感性認知以及為何要選擇這個專業。在每年自愿選擇新聞專業的學生中，對于為何選擇新聞學專業的原因大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覺得新聞工作是鎂光燈下的職業，每天與政要、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出入，充滿榮耀與光環。一類覺得新聞是一項改造社會的神圣職業，新聞工作者肩負著改造社會的重大使命。面對這些未來的新聞人，我幾乎不敢直視那些充滿了理想主義光芒的眼睛。理想主義是新聞人的燈塔，但沒有冷靜和理性的自我身份認知和思考，他們的職業旅途必將充滿悲情色彩。接下來的關鍵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引導學生去逐漸認知新聞人的多重身份？如何引導他們面對身份的沖突與焦慮？如何讓他們體會到這個職業的價值與追求？
1.從理論角度思考身份。理論框架是清晰身份認知的前提。合格的新聞人必須具備較高的社會學、傳播學理論修養，對新聞事業在社會結構中的價值、地位、職能有深切的認知，對記者的工作合法性有理論層面的認知，才能有助于新聞人思考自身的身份。大量的新聞學、社會學、傳播學、政治學理論課程、史論課程都將有助于他們從理論角度去進行新聞人多重身份的認知。
2.從案例中通過“情境代入法”觀察認知身份�，F實生活中五花八門的新聞現象、新聞事件和案例是學子們認知新聞人身份的重要途徑。在大量的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新聞案例、新聞報道中，采用“情境代入法”的方式，通過假設前提、課堂模擬等方式，讓學生自己設身處地嘗試一回“新聞人”的心路歷程和實踐歷程，從而進一步觀察和體認新聞人的身份特性，加強角色感，有助于學生價值觀的形成。
3.從實習實踐中體證身份。雖然高校不能擁有公開的媒體供學生實踐，但學生依然擁有大量的實習實踐機會。一是校內媒體的實踐，各大高校新聞領域都建設了自己的傳媒中心、實驗室，各高校也擁有大量的校園媒體，都是學生實踐的好機會。二是新聞類實踐課程的開設，可以讓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有“親自試水”的機會，從新聞的采訪、寫作、評論等實踐中去體驗新聞人的身份意識和角色感，最后可以通過不同學生風格、角度迥異的新聞作品去分析作品中的角色與立場差異。三是畢業前為期數月的實習期，正是學子們逐步擺脫學生身份進入新聞人身份的角色轉換期，這一角色轉換能夠最直接地喚起準新聞人的身份意識。
不管是哪一種方式的身份意識喚起與傳播，都需要高校教師們從一開始就存有“育人”之心，一以貫之，小心呵護。
四、多重身份的焦慮與調適
身份的多重性與復雜性帶來的是多方的期待、控制甚至利益誘惑或干擾，這是新聞人職業壓力的由來，也是新聞人應該直面的現實問題。在各種外部力量的干擾下，新聞人不得不面對大量的職場沖突與抉擇： （1） 倫理沖突。是與非、該報與不該報、采訪是否到現場的抉擇，以及頻繁撤稿等非正常因素的影響。（2）利益沖突。廣告的新聞化以及分解廣告指標帶來的非業務性壓力，會讓媒體人心理上備受良心譴責。（3）心理沖突�；谝陨细鞣N因素，人格高尚與卑下之間的搖擺，不正當手段與利益間的選擇，逢迎與不阿之間的矛盾時常煎熬著媒體人。[6]盡管這些職場沖突不一定外化為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形式，卻對新聞人形成了巨大的心理煎熬，因此，亞健康狀態、抑郁癥、自殺傾向、自我懷疑等時常困擾著新聞人，有著嚴肅職業尊嚴和價值追求的新聞人一度成為“新聞民工”、“媒體狗”（見《新聞界》微信公眾號2015年1月）。
在沖突之中，身份焦慮成為新聞人急需解決的問題�！稗D行”只是少數新聞人破解焦慮的方法之一，大量的新聞人仍需繼續堅守崗位，繼續煎熬，因而，破解身份焦慮，調適身心應該成為一個持續努力的方向。在新聞教育階段，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提前做出預判與防備。其一，在大量的閱讀、思考、實習實踐中確認自我價值取向，做出相對明確和偏重的自我身份認知和選擇。其二，進入職場初期，思考好方向，在媒體與非媒體之間、不同的媒體類型之間做出適合的職業選擇與平衡。
當然，身份焦慮可能還會帶來更多的矛盾與沖突，這些都會在高校新聞教學與社會新聞實踐中出現，但從教學角度，大可不必給出唯一確定答案，但喚醒新聞人的身份意識，引導新聞人進行身份思考，并逐漸形成新聞人穩定、平衡、健康的價值觀，卻是高校教育的重要責任。
從新聞實踐的角度，身份問題的焦慮與懸置并不必然導致危機，而豐富的職業經驗及人生閱歷導致的個人價值觀、新聞價值觀的進一步定型和成熟，將使新聞人身份的焦慮逐漸消失，新聞人必將逐漸走向一個理性觀察者和記錄者的時代。
參考文獻：
[1] 北京共識[DB／OL]
[2]阿蘭·德波頓。身份的焦慮[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5.
[3]黑格爾。美學[M].中文版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0.
[4]陳力丹，江凌。傳媒“四大職能”與記者角色認知[J].新聞前哨，2009，（2 ）。
[5]吳飛，丁志遠。新聞教育與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建構[J].浙江大學學報，2007，（11）。
[6]江作蘇，王敏。傳媒轉型期媒體人的精神困境[J].新聞界，20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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