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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弈還是聯合——中國大陸四種社會變革力量之分析
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體制逐漸確立并完善，市民社會逐漸孕育成型，這些都向國人清晰勾勒了中國大陸社會正在走現代化道路的變遷軌跡。與此同時，原本占據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馬克思主義，一些觀點主張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實現，特別是經濟領域，逐漸被西方現代經濟學說取代。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學說，在改革日益深化和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的時候，具有一定的反建設威懾。自由經濟的沖擊、文化的多元、洞開的國門，使得人們的觀念價值系統發生或正在發生著重構，社會的各種力量也在此消彼長中逐漸轉換自己的角色和作用。在此情況下，研究當今中國大陸社會變革力量的方向、特點，以及互相之間的矛盾，探討各種力量可能存在的聯合，以利于中國走現代化變革的道路，具有十分迫切和富有前瞻性的意義。
從一定的意義上講，主宰歷史進程的力量亦或主導社會變革的力量，決然不是用“人民群眾”四字概括這樣簡單，因為這個概念太寬泛，太虛無。大而籠之的論斷，自然正確無比，卻絲毫不能對現實問題起到有益的指導，無非是玩弄文字和概念而已。主宰歷史進程的力量，只能是走在社會變遷的最前面，敏銳把握時代脈搏，并能引導歷史大潮方向的人物和群體，換言之，即是那些“人民群眾”中的精英人物和實力階層——領浪潮者而非隨浪潮者，舍此之外，盡為旁門枝節，不足與語。
因此當今主導中國大陸改革的力量，決然不是人民群眾四字可以敷衍得了的，細而化之，目前真正影響和主導中國變革的力量，乃是學習了自由主義學說的知識分子，注重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田園派知識分子，有政治訴求的民營企業家和黨政官員中的改革派，這四大群體，構成了主導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四種力量。
一、學習了自由主義學說的知識分子
自由主義學院派知識分子是一個在當下中國非常弱小的知識群體，人數不多，直接的影響力極小，如果按照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賽（Lewis Coser）的說法，從知識分子和權力之間的關系考察看，他們屬于批判權力和向國外求助的知識分子。
這是一群無需經歷幻滅以后才相信權力和知識間有著長期不和諧的關系的知識分子，他們一開始就把自己看作是社會意識和良心的承擔者，如果必要的話，他們要以長期備戰的狀態進入政治疆場與那些掌權者廝殺。一般來說，只要時局正常，他們和不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沒什么兩樣，只有當時的政治事件引起的問題超出了單調的政治，揭示出更重大的超越性事業時，這些知識分子才會積極參與其中。他們嚴厲批判自己的文化，同它格格不入；他們對自己社會的掌權者采取批判立場的同時，傾向于把自己的忠誠轉向國外舞臺。實際上變成了另一些國家而不是自己國家權力結構的合法化制造者，并破壞著自己社會的合法性基礎。對自己社會不懷敬意的知識分子，卻能為其他社會編制巨大的神話。在國內清楚發現的缺點，到了國外卻被忽略。
由于自由主義學院派知識分子從一開始秉持的學說信仰就具有和中國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格格不入甚至呈現顛覆性和破壞力的特點，所以很快引起執政黨的警覺，迅速在思想文化領域遭到剝奪話語權的待遇。同時，由于西方舶來的理論和對西方社會的傾慕，在涉及到民族主義、國際關系的問題時，他們往往呈現對中國國家利益的“知覺障礙”，其觀點的偏激性造成普通民眾對其近似媚外言論的反感，加之理論研究完全脫離現實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生態，不探討具體的現實問題，因此無法獲得“社會意識”的認同。高居“象牙塔”上的自由主義學院派知識分子對西方理論直接舶來編譯、研究，政治主張具有對自由主義政治學說宗教般膜拜的理想主義色彩，勢必造成對既有秩序的直接、尖銳的挑戰，因此也就遭到完全抵制的命運。
自由主義學院派知識分子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作為導致。因為事實上，當今世界的三大思潮：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在不同領域、不同層次都有表現。無論是政治學界、經濟學界還是法學界，學說的根本之基都是從這三大學說生發開來，甚至可以說：自由主義的學說主張占據著相當的份額。在旗幟鮮明的表明自己是自由主義正宗的學院派知識分子那里，自由主義遭到強烈的抵制，而在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很多問題的解決之道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卻是來源自由主義。這不啻為一種對自由主義學究們辛辣的諷刺。
事實上存在著這樣一種類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我們姑且稱之為現實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是一群極富處世智慧的人群，他們散見于社會的各個領域，普遍接受了西方先進的教育和思想理念，當他們感到必須讓社會的運行發生重大改革的時候，他們就會促其改變。他們努力成為思想文化領域的精神指導、良心主管或謀士，逐漸獲得話語權。慢慢按照他們的愿望改造現實。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當知識分子放棄自主權，接受了決策者對研究施加的限制時，當獨立的權力基礎不復存在時，知識分子就成為專家。當不允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課題，只能按形勢要求解決政策制定者的問題時，他的角色就逐漸與一個具備專門技能但必須執行政策制訂者任何指示的公務員沒有多大區別了。在舊學說似乎不足以支撐改革發展的歷史環境中，他們在各自的領域用包裝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學說結合，形成新的合法學說，或者可以創造完全不同的社會主義學說以證明中國改革的合法性。
現實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富有現實理性色彩的觀點主張為執掌公權力的改革者所欣賞，而自由主義標簽則消弭于無形，執掌公權力的改革派將其小心翼翼的用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僅沒有沖擊原有的政治生態，反而促成了執政黨力量和國力的增強，鞏固了國體、政體，并將在未來確立私產保護、政治監督和選舉等諸多問題上，發揮巨大的作用。
二、注重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田園派知識分子'_k'qOVV.Y&=I Lb=?56?[z3\ n3d 8:?O 旅游管理論文h1H?r?\9?4=G--nEhq~C
這是一群人數雖少卻有著爆發般能量的知識分子群體，并在三農問題等研究領域用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揭示出改革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是一群令任何執掌公權力的改革派看到相關的研究成果后都會從后背生出冷汗的田園派知識分子。用事實說話是一貫和鮮明的學術立場，完全從價值中立的角度研究問題，并在大量的客觀數據和事例中展現自己的觀點主張，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領域極具科學理性的知識分子群體。
他們和權力之間沒有沖突，也沒有蜜月。但執掌公權力的改革派人物往往必須要接近他們，試圖從他們那里獲得第一手研究資料，并在相當的程度上聽取他們的意見，從而調整公共政策。
他們鄙視知識精英的話語體制，并認為社會發展的邏輯不能以知識精英的話語體制作為唯一的參照物。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社會取得的關鍵性轉折，恰恰是民眾社會根源于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對啟蒙“知識”的反動。并舉例說：1949年的革命成功，并不是五四時期的民主和自由的勝利，更不是外來的主義和理想的勝利，而是基于中國農耕文明的大同理想勝利。是中國農民對共產世界本土化的向往，用槍桿子進行投票選擇了以“工人階級先進理論”武裝的政治團體。然而，當這種“先進理論”作為一個時代的社會話語時，也就產生了造神運動下的民族災難。促進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的聯產責任承包制，也不是那些具有現代理論的經濟學家創造出來的，而是農民為了滿足吃飯這一最為基本的生存需要，沖破了一切理論和理想自己闖出來的�？僧斈切┲R精英試圖用“市場化”這類的理論來解釋并用“產業化”等理論來發展這農村經濟組織模式時，它就在這些改造中失去了強盛的生命力。具有中國鄉土社會組織形式的村民自治也不是知識精英們啟蒙出來的，而是農民為了社區穩定和安全自己創造出來的。只是當政者和知識精英為實現農村“治理”這一目標對它進行“制度規范”后，村民自治才遠離了它應有之義。論文搏弈還是聯合——中國大陸四種社會變革力量之分析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他們強調說：中國近現代社會正是在這種知識精英的話語權與民眾社會的基本要求的沖突中行進的。那些已有過的或正在發生的啟蒙行為，無論是體制內的變革還是體制外的吶喊，知識精英們都企圖利用這一神圣的運動，將中國社會發展的話語權壟斷在自己手中。正是在這種功利主義引導下，專業化話語就成為既得利益與社會權力分配的砝碼，“啟蒙”就成為讓少數知識精英獲得社會發展話語權的方式和手段，啟蒙運動最終變成了知識精英對社會發展話語權的爭奪。而當知識精英的話語權與當政者的統治權結合在一起時，那些被知識精英宣傳的政治話語就會成為中國社會發展途徑和方式，甚至成為了某些社會模式的代名詞。
因此他們主張：必須十分重視中國民眾社會的田野經驗和田野智慧所具有的巨大張力。這種張力來自于民眾社會最為現實的生存需要。廣大民眾正是根據自己生存經驗和生存智慧，用自己的特有的行為方式，來抵制那些與當權者結合在一起的知識精英們的話語權的。這種抵制的意義絕不是可以輕視的，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或影響到中國社會真正的走向。因此首先要做的正是要破除精英主義的迷信，走向平民主義。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那些知識精英應該到中國民眾社會里去，將自己的理論交給廣大民眾評判，去從民眾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獲得中國社會最為基本的常識。也就是說，應該讓那些企圖掌握中國社會發展話語權的知識精英從那些西方化的話語體制中走進“鄉土中國”，到民眾社會里經受常理和常識的啟蒙。
一切以民意為改革發展方向的歸屬，這是田園派知識分子以事實說話，以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論證改革的鮮明特征，和自由主義學院派知識分子有著涇渭分明的學術視角和研究起點，并在中國改革的發展過程中，成為執掌公權力的改革派一個備受倚重的知識分子群體。
三、有政治訴求的民營企業家
這是一個自近代以來就遭遇尷尬境地的社會階層。市場經濟得以發展的內在驅動力本是經濟個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由此而客觀要求經濟環境必須公平、自由、透明、法治。然而近代以來，民營企業家從來不缺少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訴求，卻從來無法獲得自己管理或尋找代理人管理經濟環境的權力，從未獨立自主的經營，并時時憂心戰火或公權力濫用奪去自己的產業，因此乞命于買辦官僚、外國勢力亦或政府執掌公權力的機要人物。當他們苦心經營自己的企業時，往往和執掌公權力的機要人物有著不清不白的曖昧關系，并主動的和腐敗官員沆瀣一氣，惡化經濟環境，利用特權形成企業壟斷經營，造成經濟的畸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