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回顧

[摘要]： 論文對20世紀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進行總結，主要內容有二，一是結合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學術環境，以相關研究成果為分析對象，對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的學術演變進行回顧；二是剖析近年來學界在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領域中的基本思路，對理論前提、研究方法、研究范圍的發展趨勢作出說明，以使今后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有較清楚的學術起點。

關鍵詞： 20世紀 /近代中國/外債/學術史

受不同時期的不同學術環境的影響，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立論角度各有側重，運用方法也有差異，因此在回顧某一領域的學術史時，僅僅羅列成果是不夠的，還要剖析這些研究成果背后反映的學術脈絡和時代背景。本文結合不同社會環境所提供的不同學術條件，回顧20世紀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的學術演變，并力圖總結近年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及發展趨勢，以冀對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有所推進。

一、 1949年前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狀況
中國近代外債史的專門研究，肇始于20世紀20-30年代。時值財政問題突出，為了擺脫困境債務危機，有關部門對外債資料進行了初步整理，如交通部編輯有《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全集》（1922年）、《交通債款說明書》（1925年4月）、《交通部經管各項債款說明書》（1927年4月）；交通部電政司編輯有《交通部電政債務史》（1936年）；財政部編輯有《財政部經管有確實擔保外債說明書》（1927年7月）、《財政部經管無確實擔保外債說明書》（1927年7月）等；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編輯有《中國外債匯編》（1935年）等。
資料整理之余，一些學者研究外債史，如中國銀行的《中國政府的債券與債務》、劉大鈞的《外人在華投資》（1929年）、萬籟鳴的《整理中國外債問題》1，賈士毅的《國債與金融》2、湯象龍的《民國以前的賠款是如何償付的》3和《民國以前關稅擔保之外債》4等均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此時，各國在華銀行也進行了外債資料的整理和相關的研究，一些銀行的總經理、總會計師在報告銀行業務時，對外債問題有專門說明，并撰寫了專題研究報告，粗略算來，有貝林的《中國的外債》5、孔士的《中國的國外公共債務》6、菲爾德的《美國參加中國銀行團的經過》7、亨利·巴爾的《中國外債研究》（1934年1月1日）8、田村幸策的《支那外債史論》、土屋計左右的《中華民國的國際信貸》9等。
抗戰期間及抗戰后，外債資料整理繼續進行，如交通部編輯的《交通部債務匯編》（1943年11月）涉及了鐵路外債和電政航政外債的舉借、償還；財政部編輯的《財政部經管外債說明書》（1947年）說明了戰前外債、戰時外債和戰后外債的情況。由于抗戰時期政府舉借了一系列的外債，一些學者立足現實，研究了外債在中國近代歷史中的表現，撰寫的論著有：《甲午前中國外債考》、《從六國銀行團到善后大借款》、《民初善后借款之交涉》、《中國鐵路外債合同之史分析》、《我國外債研究》、《庚子賠款與中國外債》、《民國初期外債與中央財政》、《清代外債史略》與《外人在華投資》10等等。
在這些外債史研究成果中，對外債性質有不同的認識。一是認為 “國際交換的發展，表現國際分工與隸屬于帝國主義之下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便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之唯一而重要的表現”，外債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資本主義展開的重要動力，是有益的。二是認為不論是哪一國的外資，其在華投資大部分來自于我國工農群眾的榨取、靠政府賠款、銀行吸收官僚軍閥存款以來及商品銷售所得的利潤等，再用于投資或收買農產，如此發展起來的“分工”，是“在國際金融資本支配下的一個形態，同時也是各國帝國主義支配下的一個經濟”，外債的作用是帝國主義“證明財政及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生產力，而不能發展生產力”11�！斑@些債務都與戰爭、反外、內戰、政治陰謀有著聯帶關系”12。
具體研究以賈士毅、湯象龍和雷麥的最具特點。賈士毅利用政府財金官員之便，搜集了大量的內外債資料，撰寫了《國債與金融》，這本著作對外債“現時”狀況作出了詳盡的說明，勾畫出中國近現代外債的面貌以及與之相關的財政金融關系，缺點是描述多，分析比較淺顯。雷麥以外國經濟學家的身份，受紐約社科科學研究會和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委托撰寫有關外資著作，對諸多外資銀行進行通訊調查，還到中國各地及美、英、日、法、南洋等處進行考察，書中對外資（包括外債）的數量有了比較明確的折算（如采用美元的折算方法），按照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在華資本狀況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涉及了中國外資的結構的問題，與賈士毅的研究相比，基本上概括了外資活動的時期特征，不過受經濟學視野的限制，他關注的是量的變動，沒有深入探討質變的一些根本性因素。湯象龍的成果則是勾沉諸多檔案資料，討論了民國之前賠款和關稅擔保外債的舉借、償還情況，是微觀研究的力作。
由于外債研究剛剛起步，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外債數量與款項究竟如何還不清楚， “吾國內外債款，日益紊亂，中央如是，各省亦然，不僅頭緒紛雜，已失常軌，即求全國內外債明細之表，亦不可得”13，因此研究成果以債項、數量的討論為多。同時在研究者群體中，以經濟學家或金融工作者為主導，因此從歷史的角度進行研究頗嫌不足。

二、50-60年代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狀況
50-60年代，在外債史研究領域，相繼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資料叢刊，諸如魏子初的《帝國主義在華投資》、吳承明的《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的《中國海關與英德續借款》和《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徐義生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劉秉麟的《近代中國外債史稿》、宓汝成的《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藍以瓊的《揭開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的黑幕》14等。
其中以《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和《近代中國外債史稿》等影響最大�！吨袊�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利用《清實錄》、《籌辦夷務始末》、《籌辦夷務始末補編》、《清代外交史料》、《北華捷報》、清政府有關抄檔和奏稿、北洋政府公報以及日英美等國檔案，按年編制了各時期的外債表，逐項排列借債者、貸款者、幣種、款項、數額、利率，除此之外，還編輯了若干專題統計表，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由于該書主要目的是整理資料，只在外債統計表之前作簡要分析說明，無法系統地闡述中國近代外債發展中的具體問題，未免遺憾�！督�代中國外債史稿》是劉秉麟未完成的遺著，是迄今為止僅有的一部述及晚清到民國外債的專著，該書三編分為“清政府時期的外債”、“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的外債”、“國民黨反動政府時期的外債”，但總的看來，還只是資料整理排比，缺乏深入的探討。
除了專著之外，還有一系列外債史研究論文，如《中日甲午戰爭賠款的借款》，《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性的借款（1913-1917）》、《庚子賠款與1902年農民反抗賠款的斗爭》、《粵川漢鐵路借款問題》、《美帝國主義攫占三都澳的陰謀與所謂的“海軍借款”》、《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帝國主義與湖廣鐵路借款》、《帝國主義“在華投資”探實》、《帝國主義在舊中國“投資”的特征》、《蘇杭閩鐵路借款和江浙人民的拒款運動》、《中日甲午戰爭后美國資本與蘆漢、津鎮、粵漢諸鐵路的借款（1895-1898）》、《日俄戰爭后日、美、沙俄在中國東北鐵路投資的競爭（1905-1910）》、《幣制實業借款（1903-1911）》、《1907-1908年間江浙人民反對蘇杭甬鐵路借款的斗爭》、《美帝與庚子賠款》、《庚子賠款與清政府的捐稅制度》、《對1914年帝國主義在華投資額的辨明》、《最早的外債》、《從匯豐銀行看帝國主義對舊中國的金融侵略》、《把侵略說成友誼——美帝利用庚子賠款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有關“西原借款”的一些史料》、《帝國主義勒索的庚子賠款歷代反動政府是怎樣償付的？共償付多少錢？》15等等。
在引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16和1959年中國宣布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的情況下，對外債性質的認識，中國大陸的外債史研究者比較注重外國資本的經濟侵略性和資本主義所體現的剝削本質，認為外債對于近代中國而言，消極因素大于積極因素，外國資本是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重要原因�！巴鈧�是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它們互相之間劇烈爭奪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權益的工具。帝國主義經過借款給中國反動政府的辦法，實現其進行政治上、經濟上對中國的控制；中國的反動政府則又通過外債勾結外國侵略勢力，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和進行反革命的內戰”17；“帝國主義對中國借款的發展歷史，也就是它們在中國爭奪霸權和它們與中國的封建地主及官僚資產階級相勾結的歷史”18。
此時，臺灣的學者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學者對中國近代外債性質的認識與大陸學者是一致的19，認為“19世紀帝國主義原是與資本主義互為因果的。領土的攫奪與經濟的剝削是當時列強對外侵略的兩大手段。領土的攫奪固有助于經濟的剝削，而經濟的剝削亦有便于領土的攫奪。雖然在入手的方法上有先后的不同，但其侵略的終極則一”；外債是“列強在華惡性競爭，攫獲特權的具體表現，從而更嚴厲的控制中國的財政”20。
而歐美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研究者對外債持積極態度。當時的增長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基本原理都在強調外國直接投資活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巨大的貢獻，訥克斯在1953年出版的《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提出資本形成問題是不發達國家發展問題的核心，而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的唯一辦法，就是利用外國資本，加快國內資本的形成；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沃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W.Rostow）于1958年提出“起飛理論”，認為利用外資積累社會先行資本以便實行起飛，是發展中國家必須要走的一條路21。在這些理論的影響之下，美國研究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代表——侯繼明22批評了壓迫論，認為“壓迫論”作為論述外國經濟侵華的命題，缺乏有利的理論證明和全面的事實支持而難以自圓其說23，他通過剖析了外資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強調了其積極作用，“外國的投資和中國的經濟現代化之間最明顯的聯系是，前者不僅起了在許多領域引進近代技術的創業者的先驅作用，而且實際上為現代化經濟部門籌措了很大一份資金”24，他進一步指出，外資的競爭對中國占有企業或傳統經濟部門并沒有產生破壞作用，相反，通過溝通、聯系以及其他作用，“外資在1937年前中國經濟取得的各種近代化進展中發揮了主要作用”25。
這一時期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的研究者大以資料為本，以史帶論，按照歷史學的學科特點展開外債研究。但由于研究人員的有限，資料整理仍嫌不完善，系統研究不足。

三、70年代末至今的中國大陸外債史研究狀況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大陸中斷了正常的學術研究26，直到70年代末，局面才改變。此時，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的內外環境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首先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經濟史學界把研究重點轉移至近代對外經濟關系上。隨著經濟的發展，資金缺乏成為國內經濟發展的“瓶頸”，如何補充資金，籌措外來資金成為經濟實踐中的重要課題，于是利用外債進行資金補充的探討也就逐漸增加。從80年代開始，有關部門改變“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經濟政策，舉借了一批外債。經濟實踐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動力，使史學界對于以前外債史研究的一些定論有了重新的思考，尤其是與外債糾纏在一起的外資成為重新評價和理解的核心命題。
其次是在國際學術爭論中，資本主義與世界發展的相互關系成為熱點，依附理論與現代化理論的激烈交鋒，主要討論資本主義世界的資本輸出的問題。依附理論作為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思想產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得到一大批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學家的支持，他們發展了馬克思的資本剝削理論，并將其運用于世界經濟發展過程，批評60-70年代發展經濟學家關于外債是發展中國家引擎的觀點，提出了債務“桎梏”理論，即第三世界國家遠遠沒有從國際資本流動中獲得好處，外債是富國榨取窮國本來可以促進內部積累的剩余的一種手段，國際資本“向‘不發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擴張”，把第三世界引入了“債務陷井”，讓他們“受資本主義強國和它們的機構操縱”27。而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與依附理論者的爭辯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認識，在論述外債與經濟的關系上，既肯定外債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又指出了運用中存在危害可能性，如1985年世界銀行的《報告》，在“集中闡明國際資本對于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的同時，又強調獲得國際資本也承受著風險，甚至在一些情況下，“外債是一張造成災難的處方”。理論認識的不斷辯爭，實際上為外債史的研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思考空間。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進入黃金時代。資料整理上，自80年代起，以許毅等為代表的研究者，對外債資料進行了系統的搜集和整理，經過13年的努力，編輯了《清代外債史資料》28、《民國外債史資料》29、《民國歷屆政府整理外債資料匯編》30、《中國外債史料匯編》31等；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也出版了《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32，這些資料大部分選自未公開出版的檔案，是繼60年代徐義生的《中國近代外債史資料統計1853-1927》的又一豐碩成果，成為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的最基本資料。
此外，有關外債的著作不斷出現，最初是宓汝成在50年代整理中國鐵路資料的基礎上，撰寫出的《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33，對外債與鐵路修建的關系上作了詳細的闡述；還有的是一些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名家將自己在文革前發表的一些舊作結集出版，如孫毓棠的《抗戈集》34絕大部分內容是有關中國外債史的，再如汪敬虞的《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35也有相當篇幅涉及外國資本在中國的活動。
進入90年代后，新的專著數量劇增，以許毅為首的研究群體，在充分掌握資料的基礎上，展開外債專題研究，撰寫了系列論文，已分時期編為《清代外債史論》36和《北洋政府外債史與封建復辟》37；曹均偉則以外資為討論要點，撰寫了《近代中國與利用外資》38、《中國近代利用外資思想》39、《中國近代利用外資活動》40；杜恂誠以日本在華投資為研究對象，撰寫了《日本在中國的投資》；吳心伯圍繞著美國的“金元外交”對20世紀初年的外債活動進行剖析，撰寫了《金元外交與列強在中國（1909-1913）》41；汪敬虞以外國資本與中國金融為研究對象撰寫了《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金融活動》42；戴一峰在《近代中國海關與中國財政》43也有很大一部分內容在討論外債與海關之間的問題；陳爭平的《1895-1936年中國國際收支研究》44也涉及了外債的國際收支問題。除此之外，大量的財政史、經濟史等論著也都有很大的篇幅敘及外債。
至于論文則數不勝數，據筆者不完整統計，至2000年底，有關外債（含外資）史研究的成果概況可列表如下：

70年代末-80年代

90年代

小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