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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楚文獻文字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K872�。畚墨I標識碼］A李學勤先生多次指出：“現代的戰國文字研究是從楚國開始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安徽壽縣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國銅器，一九四二年湖南長沙子彈庫發現的楚國帛書，不象璽印、貨幣、陶文等文字簡略，沒有上下文可推�！保ㄗⅲ豪顚W勤《〈郭店楚簡文字編〉序》，載《郭店楚簡文字編》第5頁。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相類的主張又見于《〈包山楚簡文字編〉序》。一九九七年，在吉林大學古籍所主持博士論文答辯的發言中，李先生也申述了這一主張。又，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的各位師長，一律省去“先生”稱謂，敬請見諒。）隨著楚文字材料不斷有驚人發現，楚文字不僅一直占據著戰國文字的主體地位，而且也成為古文字研究的熱點，尤其是近幾年來，幾批戰國楚簡竹書的公布，掀起了自甲骨文問世以來，出土文獻研究的第二個高潮。這些楚簡竹書為文字學、歷史學、哲學、文獻學、古典文學都提供了豐富的新材料，許多都是漢代人也未能見到的佚籍，它吸引了各個學科大量的專家學者。近兩年來，對出土楚文獻的研究用“日新月異”，來形容已不為過。涌現出大量優質論著，從文字、文獻、思想、文化各個方面展開深入研究。本文只就七十年來出土楚文獻中的文字方面的研究做一扼要綜述。限于篇幅和作者見識，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敬請見諒。下面就從楚銅器銘文研究，楚帛書文字研究，楚簡文字研究，楚璽印，貨幣及其它文字研究，楚文字綜合研究等五個方面進行概述。
一楚銅器銘文研究綜述
我們現在見到年代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鐘和楚公逆鐘，最早見于著錄的楚文字是宋代呂大臨的《考古圖》、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貼》中的相關銅器銘文。楚國銅器銘文自西周末期到戰國晚期—直綿延不斷，是探討不同時期楚文字特點和楚文字流變的重要依據。
從宋代算起，一直到民國初年，見于著錄的有銘楚器也只有十幾件，郭沫若最早把春秋戰國楚器銘文匯集一處，得十二器（注：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1932。）。
楚銅器銘文的第一次重大發現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安徽壽縣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這些獨具特色的文字當時就引起人們的重視，胡光煒連撰《壽春所出楚王鼎考釋》(1934)（注：《國風》第4卷第3期，1934。又載《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安徽省立圖書館新得壽春出土楚鉈鼎銘釋》(1934)（注：《國風》第5卷8、9合期。又載《胡小石論文集三編》。）等考釋文章；唐蘭著有《壽縣出土銅器考略》（注：《國學季刊》第4卷第1期，1934。又載《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劉節的《楚器圖釋》(1935)（注：北京圖書館考古專集（第二種），1935。）是第一部專門研究楚國器物和銘文的專書。但由于這批銅器系盜掘出土，收藏分散，銘文都較簡短及當時可資比較的戰國楚文字極少等原因，雖然取得一些成績，但一些疑難問題一直沒能解決。新中國成立后，朱德熙（注：《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又載《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劉節（注：《古史存考》1958。）、王仁聰（注：《考古》1972年第6期。）、郝本性（注：《古文字研究》第10輯。中華書局，1983。）、陳秉新（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輯。荊楚書社1987。）、何琳儀（注：《江漢考古》1991年第3期。）、李家浩（注：《語言學論叢》第22輯。商務印書館1999。）學者續有考釋。其中朱德熙《壽縣出土楚銅器銘文研究》(1954)等文多有創獲，“集”字之釋，“王后”之說均為不易之論。
楚銅器銘文的第二次重大發現是：1957年至1961年安徽壽縣出土的兩枚鄂君ｑǐ＠①舟節和兩枚鄂君ｑǐ＠①ｃｈē＠②節，ｃｈē＠②節銘文146字，舟節銘文更長達163字。這些戰國中期的楚文獻內容非常豐富，引起學者們的極大興趣，紛紛撰文討論。以考釋文字為主的文章主要有郭沫若《鄂君ｑǐ＠①節文的研究》（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4期。），于省吾《鄂君ｑǐ＠①節考釋》(1963)（注：《考古》1963年第8期。），商承祚《鄂君ｑǐ＠①節考》（注：《文物菁華》，第二輯。）、《談鄂君ｑǐ＠①節銘文中幾個文字和幾個地名等問題》（注：《中華文史論叢》第6輯。），朱德熙、李家浩《鄂君ｑǐ＠①節考（八篇）》(1989)（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第一版。又載《朱德熙古文字論集》。）等。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1980)（注：《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又載《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8月。），吳振武《鄂君ｑǐ＠①節“＠③”字解》(1993)（注：《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3。），李零《古文字雜識》(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等文章分別釋出“市”、“＠④”、“就”這些重要而難度極大的字，對正確理解節文有重要作用。
楚銅器銘文的第三次發現是七十年代末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⑤氏家族銅器群。出土的王子午鼎、王ｓūｎ＠⑥誥鐘、＠⑦鐘等長篇銘文大大豐富了春秋楚文字的內容，這不僅加深了對楚文字的認識，而且為辯正一些誤列他國的楚器銘文提供了依據。
在發掘報告出版(1991)（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前后，趙世綱(1998)（注：趙世綱、劉笑春《王子午鼎銘文試釋》，《文物》1980年第10期：趙世綱《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銅器銘文考索》，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錄。）、李零（1981、1996）（注：李零《“楚叔之孫＠⑧”究竟是誰》，載《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对僬撲来ㄏ滤鲁埂�、《文物》1996年第1期。）、伍士謙(1984)（注：伍士謙《王子午鼎王孫誥鐘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中華書局1984年。）、張亞初(1985（注：張亞初《淅川下寺二號墓的墓主年代及一號墓編鐘的名稱問題》，載《文物》1985年第4期。）等人著文討論，或釋讀部分銘文，或探求墓葬主人，多有收獲。
王ｓūｎ＠⑥遺＠⑨鐘舊稱王孫遺者鐘，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中定為徐器。由于它與王ｓūｎ＠⑥誥鐘的文例、書體基本一致，劉翔(1983)（注：劉翔《王孫遺者鐘新釋》，載《江漢論壇》1983年第8期。）、孫啟康(1983)（注：孫啟康《楚器王孫遺者鐘考辯》，載《江漢考古》1984年第4期。）、劉彬徽(1984)（注：劉彬徽《楚國有銘銅器編年概述》，載《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中華書局1984。）均指出其當為楚器。李家浩對淅川下寺楚墓銅器銘文有著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其《＠⑦鐘銘文考釋》(1998)（注：《北大中文研究》第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在釋出“舌”、“奏”等疑難字的基礎上通釋了全文。2002年6月在吉林大學做了題為“楚國ｗěｉ＠⑩氏銅器銘文研究”的名家講座，用大量的材料證明舊釋“王孫遺者”的“者”應是“＠⑨”字，并指出“王孫遺＠⑨”即《左傳》中的“ｗěｉ＠⑩艾ｌｉè＠(11)”，“王孫誥”即“ｗěｉ＠⑩敖”，亦即“叔孫敖”。二人為兄弟，同為楚莊王時人，均是王子
午的人。一字妙釋，使得許多問題豁然貫通。把這批銅器的研究水平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有兩篇宋代出土、后來器物失傳，只有拓片傳世的重要的楚國銅器銘文，在消失千百年后又有同銘器物重見天日，一件是楚公逆鐘，一件是楚王＠(12)章ｚｈōｎｇ＠(13)。
楚公逆鐘不僅原器失傳，而且著錄它的《復齋鐘鼎款識》原書也毀于大火。今本為清代阮元翻刻，字形多有失真。此器孫詒讓（注：孫詒讓《古籍拾遺》中·七。）、王國維（注：王國維《夜雨楚公鐘跋》，載《觀堂集林》。）都有考釋，但都無法通讀，頗多誤解。后經李零(1993)（注：李零《楚公逆ｂó＠(14)》�！督瓭h考古》，1983年第2期。）、黃錫全(1991)（注：黃錫全《楚公逆ｂó＠(14)銘文新探》�！段錆h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曹錦炎(1992)（注：曹錦炎《楚“公逆”ｂó＠(14)銘的復原與新釋》，《江漢考古》1992年第1期。）等人的不懈探索，研究有新的突破。1994年，《文物》第八期刊登了《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八次發掘》一文，登載了一幅墓中所出楚公逆鐘銘文照片。李學勤《試論楚公逆編鐘》(1995)（注：《文物》1995年第2期。）和黃錫全、于炳文《山西晉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鐘銘文初釋》(1995)（注：《考古》1995年第2期。）基本上解決了這篇重要銘文的釋讀。這是西周楚文字的重要收獲。
楚王＠(12)章ｂó＠(14)出土于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中，與宋人摹錄的楚＠(12)章ｂó＠(14)銘基本相同。由于同墓出土大量樂律銘文，不僅確識了摹寫有失的“返”字，而且破解了銘尾“穆商商”的含義。
舊名“欒書缶”這件傳世銅器，一直都被視為春秋時期的晉器，論者把器主與《左傳》中的“欒書”相連系（注：容庚、張維持《周商彝器通論》，科學出版社，1958。）。隨著楚國銅器和楚文字研究的深入，歐燕提出質疑，認為當屬戰國楚器(1990)（注：歐燕《欒書缶質疑》，《文物》1990年第12期。）。此后王冠英(1990)（注：王冠英《欒書缶應稱為欒盈缶》，《文物》1990年第12期。）、劉彬徽(1994)（注：劉彬徽《論東周青銅缶》，《考古》1994年第10期。）、黃錫全(1996)（注：《欒書之孫書也缶為楚器說補證》，《古文字論叢》［臺北］藝＠(15)印書館1999。）、何琳儀(1998)（注：何琳儀《楚書瑣言》，《書法研究》1998年第4期。）都贊同欒書缶銘文為楚文字。林清源《欒書缶的年代、國別與器主》（注：［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一分，2002年。）一文詳述此器研究的來龍去脈。進一步證實此器為戰國中期楚式銅器，器主為“ｓｈū＠(16)也”�！埃螅瑷保�(16)也缶”銘文為戰國中期楚文字已無可疑。
楚公家鐘、曾姬無＠(17)壺、＠(18)陵君豆等銅器，＠(19)（燕）客銅量，大市量等量器、楚王＠(12)章戈、楚＠(12)璋劍等兵器都很重要，論著頗豐，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論述。
以上基本上是沿著重要材料發現和公布的時間線索，對每一批材料研究狀況的簡單描述。
把楚國銅器銘文做為一個完整的研究對象進行綜合研究是從八十年代開始的。主要有劉彬徽的《楚國有銘銅器編年概述》(1984)（注：劉彬徽《楚國有銘銅器編年概述》，載《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中華書局1984。）和李零的《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1986)（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中華書局，1986年。）。二文體例相似，依時代前后為序，把所考定楚國銅器銘文依次排列，詳注出處，每篇都有釋文和考釋。后者所收器銘更多，把不能判定其時代的歸入下篇，更為嚴謹。
劉彬徽的《楚系青銅器》(1995)（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六章《楚系青銅器銘文編年考述》后出轉精，結合器形研究，斷代更有依據；內容也更為豐富，是研究楚銅器銘文重要參考資料。
據作者初步統計，如果不計長短，凡銘文相同算一篇，可得楚國銅器銘文145篇。（注：《國風》第4卷第3期，1934。又載《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
縱觀楚銅器銘文研究，有如下問題尚待解決。
一、一些疑難字尚待進一步研究。
二、一些自稱“申公”、“鄧公”之類的器銘究竟是申、鄧諸國之器，還是楚之封公之器，需結合器形、年代深入探討。
三、楚國銅器銘文各個時期文字結構、書寫風格均有不同。對各個時期的文字應當做深入細致的斷代描寫，以見楚文字演變的過程。
四、應當以楚銅器銘文為對象，編著一部文字編，以見楚銅器銘文字形的全貌。據聞已有學者開始此項工作。
二 楚帛書研究綜述
楚帛書是20世紀40年代發現的重要楚文獻。在當時，是文字最多、篇幅最長的戰國文字材料。楚帛書文字、內容研究的突破，不僅與古文字、古文獻的研究深入有關，而且與帛書處理的技術有關。每一個用新技術處理的文本的公布都會大大地推進帛書文字和內容的研究。
楚帛書自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1994)（注：1945年春印行。）始行于世。此書初附摹本，蔣玄怡據此本臨寫的摹本公開發表(1950)（注：蔣玄怡臨寫蔡本，《長沙》上海今古出版社，1950。），帛書才廣為人知。此后數年間，陳ｐáｎ＠(20)(1953)（注：陳ｐáｎ＠(20)《先秦兩漢帛畫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冊，1953年3月。）、郭沫若(1953)（注：郭沫若《關于晚周帛畫的考察》�！度嗣裎膶W》1953年第11期。）、饒宗頤(1954)（注：饒宗頤《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第1卷l期，1954年：《帛書解題》，《書道全集》第一卷。［日本］平凡社，1954年。）、董作賓（注：董作賓《論長沙出土之繒書》。［臺北］《大陸雜志》第十卷六期，1955年。）等人據此本研究，發表了一些論著，但由于這個摹臨本漏摹、誤摹文字達半數以上，所以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可能有所突破。
美國弗利亞美術館全色照片摹本和原照的行世，開創了楚帛書研究的新局面。從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以這套照片及其摹本為研究對象，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大量漫漶不清的字得以確認，使得對帛書內容的理解更為深入。饒宗頤《長沙出土戰國繒書新釋》(1958)（注：《選堂叢書》之四，香港義友昌記印務公司，1958年。）、《楚繒書十二月名核論》1965（注：［臺北］《大陸雜志》和30卷1期，1965年1月。），李學勤《補論戰國題銘的一些問題》(1960)（注：《文物》1960年第7期。），陳楚家《戰國楚帛書考》（作于1962，發表于1984）（注：《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1964)（注：《文物》1964年。），林巳奈夫《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1964)（注：日本《東方學報》第36卷，1964年10月。），陳邦懷《戰國楚帛書文字考證》(1981)（注：《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1981年。）都是重要收獲。其中李學勤所指出的帛書四邊文字中的十二神與《爾雅·釋天》中十二月名相關，是突破性的發現。經過大家的努力，文字大部分已能通讀。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帛書紅外線照片的問世，
又給帛書破究帶來新的突破。這套高清晰放大照片使得過去一些不清晰的文字不考自破。一些疑難字也因文句的貫通而理解得更近真實。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海外學者首先利用這些文本研究，發布了一批研究成果，創獲良多。主要有林巳奈夫《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補正》（注：日本《東方學報》第37卷。1966年3月。），嚴一萍《楚繒書新考》(1968)（注：［臺北］《中國文字》第26至第28冊，1968。），金祥恒《楚繒書“＠(21)”解》(1968)（注：［臺北］《中國文字》28冊。1968年。），饒宗頤《楚繒書之摹本及圖像——三首神、肥遺與印度古神話之比較》(1968)（注：［臺北］《故宮月刊》第3卷第2期，1968。）、《楚繒書疏證》(1968)（注：［臺北］《歷史語研究所集刊》第40冊（上）1968年10月。），陳ｐáｎ＠(20)《楚繒書疏證》(1968)（注：［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0冊（上）1968年10月。），唐健垣《楚繒書文字拾遺》(1968)（注：［臺北］《中國文字》第30冊，1968年12月。）。在西方學者中，巴納博士對楚帛書用力尤勤。50年代在《楚帛書初探》中首創棋格式摹本（注：巴納《楚帛書初探——文字之新復原》�！度A裔雜志》第17卷，1958年。轉引自曾憲通《楚帛書研究述要》。關于巴納的主要研究成果，請參閱曾憲通先生的《楚帛書研究述要》。），廣為學者采用。六、七十年代對紅外線照片的研發與摹寫，成就突出。但由于他的論著都是英文版，在國內讀者不是很多。
紅外線照片自七十年代末傳入中國內地，學者們紛紛著文，帛書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側重文字考釋、文意疏通的重要論著有吳九龍《簡牘帛書中的“夭”字》(1985)（注：《出士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明《楚國繒書研究》(1985)（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中華書局1985年。）、李零《長少子彈庫戰國帛書研究》(1986)（注：中華書局1986。）、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1986)（注：《江漢考古》1986年第1、2期。）、朱德熙《長沙帛書考釋五篇》(1986)（注：《文物研究》1988年第4期。）、陳秉新《長沙楚帛書文字考釋辯正》(1988)（注：《湖南考古輯刊》第一輯，1982年2月。）等。這些論著或考疑難字，或綜述研究歷史與現狀，或通釋全文，都各有可觀。
李零的《長沙子彈庫帛書研究》是成書較早，多有創獲的一部楚帛書研究專著(1985)。
李學勤對楚帛書研究有很大貢獻。這個時期又有《論楚帛書中的天象》(1982)、《楚帛書中的古史與宇宙觀》(1984)（注：《楚史研究初集》湖北人民出版杜，1984年。）、《長沙楚帛書通論》(1987)（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集，1987年1月。）、《再論楚帛書十二神(1987)（注：《湖南考古輯刊》第四輯，1987年10月。）等文章，闡發了對帛書內容的新見。文章雖然不以考釋文字為主，但在重新做的一些釋文和注解中，也多有新意。
饒宗頤對楚帛書孜孜以求，自五十年代起幾十年不懈探索。從《帛書解題》(1954)、《長沙出土戰國繒書新釋》(1958)、《楚繒書疏證》(1968)到《楚帛書新證》(1990)（注：載《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不斷吸收新成果，不斷有新發明。其研究成果主要匯集在《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1993)（注：饒宗頤、曾憲通《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中華書局1993。）一書中，蔚為大觀。
這一時期的研究以曾憲通的《楚帛書研究述要》(1993)（注：載《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和《楚帛書文字編》(1993)（注：《楚帛書文字編》，中華書局，1993。）作結。前者是對楚帛書問世以來五十多年研究的綜述，文后附有研究簡目，甚便讀者；后者則集中反映了當時的識字水平。該字編摹寫精美，收字齊全，體例謹嚴，不僅吸收了當時的最新成果，而且多有創見。
進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大批楚簡公布，人們對楚文字的認識更為深入，帛書中的一些疑難字也得已破解。李零《楚帛書與“式”圖》(1991)（注：《江漢考古》，1991年第1期。），劉釗《說“”、“＠(22)”二字來源并談楚帛書“ｗàｎ＠(23)”、“éｒ＠(24)”二字的讀法》(1992)（注：《江漢考古》1992年第10期。），馮時《楚帛書研究三題》(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吳振武《楚帛書“＠(25)步”解》(1996)（注：《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曾憲通《楚帛書文字新訂》(1999)（注：《中國古文宇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杜，1999年6月。）都是新的收獲。
楚帛書還有一些殘片存世。商志＠(26)在《記商承祚教授藏長沙子彈庫楚國殘帛片》(1992)（注：《文物》1992年第11期。）一文中公布了一部分。在此之前，李學勤已有《長沙子彈庫第二帛書探要》(1990)（注：《江漢考古》1990年第1期。）一文，肯定了第二帛書的存在�！对囌撻L沙子彈庫帛書殘片》(1992)（注：《文物》1990年第11期。）對公布殘片的內容及性質進行了探討。惜這些殘片面積太小、文字不多。我們期盼著海內外收藏的“第二帛書”能早日公布。
楚帛書經過五十多年的研究，照片或摹寫的文本已很清晰準確，模糊不清的文字已經不多，尚無定論的疑難字已所剩無幾，甲、乙、丙三篇文字都能通讀。將來對個別疑難字的考釋須和其它楚文字材料密切結合，對其內容的理解也需密切結合新出土楚文獻，尤其是楚簡日書。
三 楚簡文字研究綜述
在現在公布的出土戰國文獻中，楚簡是最豐富的。
五十年代在長沙仰天湖、楊家灣、五里牌發現的三批楚簡，保存均不很好，內容都是遣冊。其中仰天湖簡文字較多，字跡也較清晰，在當時已是重要的發現。當時可資比較的戰國楚文字主要是楚帛書和一些楚銅器銘文，數量無多，且楚帛書的研究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遣冊所記皆為名物，內容與帛書等完全不同，所以許多字未能正確釋出，對楚簡內容也僅是初步研究。羅福頤《談長沙發現的戰國楚簡》(1954)（注：《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9期。），史樹清《長沙仰天湖楚簡研究》(1955)（注：群聯出版社，1955。）、饒宗頤《戰國楚簡箋證》(1955)（注：《金匱論古綜合刊》第1期，1955。）、陳直《楚簡解要》(1957)（注：《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4期。）等文，篳路藍縷，是楚簡研究的良好開端。
五十年代末河南信陽長臺關楚簡是重大發現。墓中所出竹書雖然全部殘損，多為碎片，但首次見到戰國竹書實物依然令人振奮。李學勤《信陽楚墓中發現最早的戰國竹書》(1957)（注：《光明日報》，1957年11月27日。）及時地介紹并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七十年代后，有關上述竹簡的重要研究成果陸續發表。主要有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1972)（注：《考古學報》1972年第2期，又載《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山大學楚簡整理小組《談信陽長臺關出土的竹書》(1976)（注：《文物》1976年第6期。），《信陽楚簡考釋（五篇）》(1973)（注：《考古學報》1973年第1
期。又載《朱德熙古文字論集》。），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從“＠(27)”之字》(1983)（注：《中國語言學報》1982年第1期。）、彭浩《信陽長臺關楚簡補釋》(1984)（注：《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這些文章以釋字為核心，通讀了一些簡文，解決了一些疑難。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究其原因，一是信陽簡文字較多，大都比較清楚，有辭例可尋；二是通過對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簡精心整理和深入研究，積累了一些可資比較的知識。
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對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楚簡的研究一直沒有間斷。一些摹本和考釋成果雖然沒有及時發表，但以油印本的形式，在部分學者間流傳，廣有影響。商承祚《戰國楚簡匯編》(1995)（注：齊魯書社，1995。）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
進入九十年代，楚簡研究開始全面興盛。
一、新材料的公布是楚文字興盛的直接動因。五、六十年代出土的重要材料沒有及時公布，研究者限于一個很小的學術圈里。進入九十年代，新發現的重要材料公布十分及時，這就讓沒有機會接觸實物的廣大學者有機會投入研究中。1989年曾侯乙墓竹簡（注：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1991年包山楚簡（注：荊州博物館《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1995年九店楚簡（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楚墓》，科學出版社，199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1998年郭店楚簡（注：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2001年上海博物藏戰國楚竹書（一）（注：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讓學者眼界大開。這個時期，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簡也得以公布。正在整理中的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注：朱淵清整理《馬承源先生談上博簡》，載《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湖南慈利楚簡（注：湖南文物所、慈利文管所《湖南慈利石坂村二十六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1期。）、河南新蔡楚簡（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駐馬店市文化局、新蔡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發掘》，《文物》2002年第8期。）更激發著研究者探求的熱望。這些材料的及時公布，嘉惠學林、首著大功，遍受贊賞。其中包山簡，郭店簡公布的及時，上博簡技術處理的精美尤為人稱道。
二、一些高水平的釋文和注釋，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朱德熙、襲錫圭，李家浩的《望山一、二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1987年定稿，1995年出版）（注：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ｚｈǒｎｇ＠(28)楚墓》附錄2。文物出版社1996年4月。），裘錫圭、李家浩的《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注：見《曾侯乙墓》附錄1。1999。），李家浩的九店竹簡的《釋文與考釋》(2000)（注：見《九店楚簡》。）是其中的精品。北大的這三位學者在楚簡的整理和考釋方面，成就卓越。彭浩等人的《郭店楚簡》（注：見《郭店楚墓竹簡》。）的釋文與注釋也作得很好，言簡意賅、充分吸收了當時的釋字成果，再加上裘錫圭按語，更如錦上添花。
三、涌現出一大批考釋文章，新人倍出。
遣冊簡文字的考釋有新的突破。李家浩一系列遣冊簡的研究文章，結合文獻和出土實物，每考一字，皆窮究音義，詳論名物，甚為精確，令人信服�！堆鎏旌喪柨坚尅�(1993)（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一）》，中華書局，1993。）、《包山楚簡研究（五篇）》(1993)（注：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1993。）、《包山266號簡所記木器研究》(1994)（注：《國學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信陽簡中的“＠(29)枳”》(1996)（注：《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信陽楚簡“樂人之器”研究》(1998)（注：《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楚簡中的袷衣》(1999)（注：《中國古文字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等都各有發明，代表著遣策簡研究的最高成就。
《包山楚簡》公布不久，便涌現出一批補釋文章。在文字考釋方面，吉林大學師生在這一時期的成就令人矚目。林ｙúｎ＠(30)《包山楚簡札記七則》(1992)（注：《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劉釗《包山楚簡文字考釋》(1992)（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研討會論文，1992。）、湯余惠《包山楚簡讀后記》(1993)（注：《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2期。）、何琳儀《包山楚簡選釋》(1993)（注：《江漢考古》1994年第4期。）、李天虹《包山楚簡釋文補正》(1993)（注：《江漢考古》1993年第3期。）、白于藍《包山楚簡拾零》(1996)（注：《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包山楚簡補釋》(2001)（注：《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又有《包山楚簡補釋》，《中國文字》新27期，［臺北］藝文印書館。）、徐再國《包山楚簡考釋四則》(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文集》。）等對誤釋文字都有所訂正。
黃錫全《包山楚簡部分釋文校釋》(1992)（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李零《包山楚簡研究（占卜類）(1993)（注：《中國典籍文化論叢（一）》1993。）、曾憲通《包山卜筮簡考釋七篇》(1993)（注：《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93。），李家浩《包山楚簡“＠(31)”字及其相關之字》(1997)（注：《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問學社有限公司，1997。）趙平安《釋包山楚簡中的“”和“＠(32)”》(1998)（注：《考古》1998年第5期。）都是同類文章中的佼佼者。
對于信陽竹書也有了新認識。李學勤《長臺關竹簡中的墨子佚篇》(1990)（注：《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巴蜀出版社，1990。）、楊澤生《信陽楚簡第一組38號和3號研究》(2001)（注：《簡帛研究2001》，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都有新的創獲。
九店楚簡在發掘報告中只作了釋文。劉樂賢（1996、1998）（注：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毒诺瓿喨諘a釋》，《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饒宗頤(1996)（注：饒宗頤《說九店楚簡之武夷（君）與復山》，《文物》1997年第4期。）、陳松長(1997)（注：陳松長《九店楚簡釋讀札記》，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97。）、李守奎（1997、2001、2002）（注：李守奎《江陵九店56號墓竹簡考釋四則》，《江漢考古》1997年第四期�！督昃诺瓿埂礆q〉篇殘簡考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1年第3期。［按，此文定稿于1997年，《吉林大學學報》原擬用稿，后因故改刊。］《〈九店楚簡〉相宅篇殘簡補釋》，上海大學新出土文物與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2年7月。）、李零(1999)（注：李零《讀九店楚簡〈日書〉》，《考古學報》1999年第2期。又載《中國
方術續考》附錄，東方出版社2001。）、周鳳五(2001)（注：周鳳五《九店楚簡〈告武夷〉重探》［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分，2001。）續有苴補。李家浩所作詳細的釋文與考釋在2000年出版。由于這批竹簡保存不好，字多漫漶。繼續深入研究，有些字或可釋出。
郭店楚簡的豐富性和重要性是以往所發現楚簡無可無比擬的。它保存良好，字跡清晰，篇幅大多完整�！独献印放c《緇衣》與典籍文獻可以互相對照；《五行》也可與馬王堆帛書相比較。一些過去不釋或誤解的字得到確解。有關郭店簡研究的文章佳作紛呈，目不暇給。僅是從文字考釋方面來看，北京有裘錫圭、李零、李家浩，李學勤、趙平安、黃錫全等；東北有林ｙúｎ＠(30)、湯余惠等；華東有何琳義、黃德寬、劉信芳、徐在國等；華南有劉釗、陳偉武、白于藍等；華中有陳偉、彭浩、李天虹、施謝捷等；港臺有饒宗頤、張光裕、周鳳五、林素清、顏世鉉、許學仁、袁國華等。他們都佳作頻出，各有可觀。對于郭店楚簡文字的研究狀況，另有專文綜述。
綜考楚簡文字的論文不少，也不乏佳作。劉樂賢《楚文字雜識（七則）》(1997)（注：劉樂賢《楚文字雜識（七則）》，《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研討會論文集》1997。），陳偉武《戰國楚簡考釋ｊｉàｏ＠(33)議》(1997)（注：陳偉武《戰國楚簡考釋議ｊｉàｏ＠(33)議》，《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研討會論文集》1997。），徐再國《楚簡文字拾零》(1997)（注：《江漢考古》1997年第2期。）、《楚簡文字新釋》(1998)（注：《江漢考古》1998年第2期。），劉釗《釋楚簡中的“＠(34)”（繆）字》(1999)（注：《江漢考古》1999年第1期。），李家浩《楚墓竹簡中的“昆”字以及從“昆”之字》(1999)（注：《中國文字》新25期，1999。），顏世鉉《楚簡文字補釋》(1999)（注：《中國文字》新25期，1999。），施謝捷《釋楚簡文字中的悚字》2002（注：《古文字研究》，2002。），李守奎《楚簡文字四考》(2002)（注：《中國文字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2。）等文章都言不虛發，各有所得。
部分上博簡的公布(2001)，再次引起學術界的轟動。對二十一世紀新公布材料的研究情況，我們的介紹暫且從略。
四、竹簡文字編的編著
古文字編是以簡明扼要的形式集中表現釋字成果的著作。文字編不能是資料的簡單排比，它必須及時反應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著者新見。古文字編專業性很強，它是可以當作工具書使用的學術著作。
二十世紀公布的竹簡文字大都已被收入各種不同類型文字編中。古文字編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以某一批材料為對象“單編”，一類是以幾批材料為對象的“匯編”。張光裕、袁國華的《包山楚簡文字編》(1992)（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2。）、《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1999)（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都是原字剪貼，有字必收，下附辭例，甚便使用。這些字編成書很快，釋字基本上以公布材料的釋文為準。篇幅龐大，內地一般學者案頭難備。張守中等人的《包山楚簡文字編》(1996)（注：文物出版社，1996。）、《郭店楚簡文字編》(1999)（注：文物出版社，2000。）簡單明了，字形清晰。但釋字或有疏誤，白于藍已有專文訂正(2000)。白于藍碩士學位論文《包山楚簡文字編》(1995)釋字精審，多有創獲，但未能公開出版，流布不廣。張光裕、黃錫全、滕壬生主編的《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也可歸入楚文字之列。全書摹釋精確，體例完備，很好地補救了曾侯乙墓竹簡照片模糊不清之弊。
匯編形式的字編常常是簡、帛合編。葛英會、彭浩的《楚簡帛文字編》(1992)（注：日本東京書店，1992。）成書較早，在日本出版，中國內地罕見，影響不大。滕壬生的《楚系簡帛文字編》(1995)（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是重要的資料匯編。此書有三大特點：一是資料非常豐富，尤其是尚未公布的出自湖北江陵天星觀、秦家嘴、范家坡、磚瓦廠等六批竹簡，在這里首次露面，這是本書的最大看點。二是收字豐富，下附辭例，甚便讀者。三是摹寫認真，字形基本可信。但此書對最新研究成果吸收不夠充分，釋字或有疏誤。李零長文《讀楚系簡帛文字編》(1999)（注：出土文獻研究》第五輯，文物出版社，1999。）對書中不足多有訂正。
郭若愚的《戰國楚簡文字編》(1994)（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是仰天湖和信陽兩批竹簡的文字匯編。全書摹寫很好。由于成書較早，限于種種條件，釋字上沒有突破。
文字編是基礎工作，但如果對文字不作深入研究，只是堆砌材料，粗制濫造，不僅會大大降低其自身學術水平和使用價值，而且使對這一類著作的信譽受到傷害，不可不慎。
從理論上探討楚文字的構形、特點、流變等的論著不很豐富。李運富的《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研究》(1997)（注：岳麓書杜，1997。）是這方面的力作。全書對楚文字的構形分析細致，凸現楚文字特點，對文字理論很有貢獻。
四 楚國璽印、貨幣及其它文字的研究綜述
古璽文字在戰國竹簡問世之前，算得上是戰國文字的大宗。自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匯編》(1981)《古璽文編》(1981)問世，就越發引人注目。吳振武《〈古璽匯編〉釋文訂補及其分類修訂》(1983)（注：《古文字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1983年。）、《〈古璽匯編〉校訂》(1984)（注：《〈古璽文編〉校訂》，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4。）把古璽文字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對戰國文字研究貢獻十分突出。
對楚國璽印文字的考釋，多散見于戰國璽印文字叢考及在其它古文字考釋中。專門討論楚璽的論著并不很多，李學勤《楚國夫人璽與戰國時的江陵(1982)（注：《江漢論壇》1982年第7期。）、《“＠(35)”字與真山楚官璽》(2001)（注：《國學研究》第8卷。）、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四篇）》(1984)（注：《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楚國官印考釋》（注：《語言研究》1987年第1期。），湯余惠《楚璽兩考》(1984)（注：《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鄭超《楚國官璽考述》(1986)（注：《文物研究》第2期，1986。），劉釗《楚璽考釋六篇》(1999)（注：《江漢考古》1991年第2期。），林清源《楚國官璽考釋（五篇）》(1997)（注：《中國文字》新22期，1997年。），肖毅《古璽所見楚系官府官名考略》(2001)（注：《江漢考古》2001年第2期。），何琳儀《楚官璽雜識》(2002)（注：《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等文或考字形或考官制，各有所獲。
在古璽研究的各種論著中，論及楚璽內容，考釋楚璽文字的很多，有些是楚文字研究的重要成果，限于篇幅，在此引述從略。
把楚璽文字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加以深入研究的條件已經具備。一是楚璽材料不斷增加，傳世的、出土的續有面世；二是研究成果也有了較豐富的積累。我們期待著一部《楚璽研究》之類的著作早日問世。
楚國貨幣品類不是很多，貨幣文字數量也不很大。主要的論著
有李家浩《試論戰國時期楚國的貨幣》(1973)（注：《考古》1973年第3期。）、駢宇騫《試釋楚國貨幣文字“巽”》(1986)（注：中國古文字學年會論文，1979。）。陳劍《釋“＠(36)”》(2002)（注：《李學勤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紀念文集》，2002。）楚國貨幣文字拓本集中收錄在汪慶正主編的《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中。黃錫全《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釋文校正》(1992)（注：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93。）一文對其中釋文錯誤詳加考正。
楚國文字中雖然還有棺木烙印，馬甲刻文，木劍墨書、陶文封泥，但都是只言片語，十分有限。對他們的研究很少專門論著，在此就不再詳述。
五 楚文字的綜合研究綜述
第一篇把戰國文字作為一個獨立研究對象予以專文論述的是李學勤的《戰國題銘概述》(1959)，這是戰國文字研究的奠基之作。文章把戰國文字分為五系，分別論述，楚是其中之一，這也是楚文字綜合研究的開端。戰國文字發展到今天，已是古文字中最具活力的一個研究領域。何琳儀的《戰國文字通論》(1989)、《戰國古文字典》(1998)湯余惠主編的《戰國文字編》(2001)皆為煌煌巨著，由此可見戰國文字研究迅猛發展之一斑。這些戰國文字綜合性研究論著中，都有關于楚文字研究的內容，尤其是在后二種大作中，楚文字占據著主體的地位。但是把楚文字做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進行綜合研究的論著并不很多。據介紹，臺灣許學仁的碩士論文是《先秦楚文字研究》(1979)（注：另據有關文章的引文可知，臺灣另有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研究》，東海大學博士論文，1997：許文獻《戰國楚系多聲符字研究》國立彰化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這是我們知道較早的楚文字專論，惜未見其稿。內地有些學者也開始一些探索。黃錫全《楚系文字略論》(1990)（注：《華夏考古》1990年第3期。）、陳松長《楚系文字與楚國風俗》(1990)（注：《東南文化》1990年第4期。）、羅運環《論楚文字的演變規律》(2000)（注：《古文字研究》第22期，2000。）等文或未能展開，或淺嘗輒止。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單薄。
象曾憲通《楚文字釋叢》(1996)（注：《中山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劉釗《釋慍》(1998)（注：《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這樣的綜考楚文字的文章收獲頗豐，而且愈見其多，在此不一一列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楚文字研究的深入，不僅楚國銅器、簡帛等疑難字考釋有所突破，而且也推進了甲骨文、西周金文的研究。裘錫圭《以郭店〈老子〉簡為例談談古文字的考釋》(2000)（注：《郭店簡與儒學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據楚簡中的“視”區別出金文、甲骨文中的“見”和“視”；趙平安《從楚簡“娩”的釋讀談到甲骨文中的“娩＠(37)”》(2001)（注：趙平安《從楚簡“娩”的釋讀談到甲骨文的“娩＠(37)”——附釋古文字中的“冥”》，《簡帛研究2001》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釋“＠(38)”及相關諸字——論兩周時代的職官“＠(39)”》(2001)（注：《古文字研究》第24輯，中華書局，2002。）、《“達”字兩系說——兼釋甲骨文所謂“途”和齊金文中所謂“造”字》(2001)（注：《中國文字》新27期，2001。）、劉釗《利用郭店楚簡字形考釋金文一例》(2001)（注：《古文字研究》第24期。）都是這方面的成功之作。楚文字的大量發現，為考釋甲骨文和金文開辟了一條新途徑。另一方面，楚文字的深入研究也加深了人們對傳抄古文和隸定古文的認識。黃錫全的《汗簡注釋》（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徐再國的《隸定古文疏證》(2002)（注：《隸定古文疏證》，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都引用了大量的楚文字材料。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為，尚待深入，有必要專門就戰國楚文字與傳鈔古文、隸定古文作比較研究。八十年的楚文字研究，已經取得了十分可觀的研究成果。已公布的材料，尚有很寬廣的研究余地，即將陸續公布的材料，研究范圍更無法估量，楚文字研究的前景十分廣闊。我們以為下列問題應引起重視。
一、對現有材料需要系統整理和深入研究。首先是字形的整理和研究，各批資料單獨字編要繼續做好，可見楚文字全貌的《楚文字編》也十分重要。拙作博士學位論文的一部分《楚文字編》(1997)把楚文字各種載體上的文字綜合整理，匯為一編。此稿經修訂增補，即將出版。拋磚引玉，希望對楚文字研究有所補益。
二、對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應當匯聚整理成《楚文字詁林》，以便學者。
三、繼續擴展楚文字的研究范圍，以楚文字考釋成果為契機，上探甲骨文、金文，下究傳抄古文、隸定古文，互求互證，把古文字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
四、注重與其它四系戰國文字的比較，充分揭示楚文字的特點。
五、把楚文字做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系統研究，及早彌補、充實楚文字理論研究這一薄弱環節。
六、及時公布新材料，促進學術的進步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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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原字金加（傅去亻）
�。�(15)原字亻加文
�。�(16)原字書的繁體
�。�(17)原字血加阝
�。�(18)原字我加阝
�。�(19)原字宴去宀加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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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原字虎去幾加豆
�。�(22)原字臼下加工
�。�(23)原字萬的繁體
�。�(24)原字兒的繁體
�。�(25)原字夸中去二
�。�(26)原字香加覃
�。�(27)原字眷去目
�。�(28)原字王加冢
�。�(29)原字木加（沛去氵）
�。�(30)原字氵加云
�。�(31)原字笙下去生加敝
�。�(32)原字辶內加（廿下加幣）
�。�(33)原字覯去見加斗
�。�(34)原字纟的繁體加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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