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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經濟對傳統理論的挑戰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通信或信息網絡為核心的服務活動逐漸成為多數發達國家的主要經濟活動，并數倍于工業增長速度在全球擴展。一個令人們頭痛的問題是網絡價值的實現過程與資本增值過程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經濟教科書中建立在邊際成本上的供求均衡曲線已經失去意義.從各國政府分拆壟斷企業到聽任公司之間全球結盟、購并，從電信價格大戰到網絡互聯糾紛不斷，從微軟公司捆綁銷售官司不了了之到網絡經濟泡沫破滅，說明當今世界已進入一個新舊經濟劇烈摩擦的年代。摩擦的結果是，網絡將最終迫使人們放棄狹隘的達爾文主義觀點，讓平等、合作和互動精神滲透整個社會。面對這一切，傳統理論的許多假設前提開始動搖，人們必須重新構筑信息時代的理性思維平臺。
一、網絡經濟對傳統資源稀缺理論的挑戰
傳統經濟學是建立在“資源稀缺、欲望無限”假設前提上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它的基礎資源是鋼鐵和水泥，理論依據是稀缺性與占有性的矛盾。網絡新經濟的基礎資源是沙子（硅）和信息，理論依據在于消費理性和可共享性，也就是資源不再稀缺，欲望不再無限，從成本構成到價值實現形式正在給傳統理論帶來嚴重的挑戰。
工業社會使人們養成更多占有物質財富的習慣，一方面，如果人們不去努力追求物質財富，今天的生活肯定還是像工業革命以前那樣困苦，但是另一方面，無限制地追求物質財富，也會形成一個無意義的經濟體系。一個人占有過多的物質財富，就像喝了過量的啤酒還要再喝一樣有害健康，一個國家拼命生產了大量鋼鐵和水泥還要擴大產量，這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也要患病。雖然早就有人提出過生產的根本目的不是為占有更多的物質財富，而是為了提高人的生存質量。但是直到20世紀末，資源問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才使人們真正意識到過去的康壯大道已到盡頭。
大家知道，衡量社會總產出的主要指標是國民生產總值。但是，國民生產總值衡量的是在市場上買賣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而且這種度量本身僅僅是加法性的，它不能把計算上的增加與有效產出的減少，以及計算上的減少與總效用的倍乘作用區分開來。
比如我們的煙草業為國家財政和國民生產總值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同時又引起疾病，危害健康，增加了社會成本。但是在統計中不論是財政貢獻還是因治理污染、消除疾�。ù碳ぶ扑帢I、醫療服務業增長）增加的社會成本，都表現為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
再比如，一項新技術可以大大延長某項設施的使用壽命，由于該技術的大量推廣可以減少這項設施作為工業產品的產量，國民生產總值不但沒有增加，可能引起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信息網絡技術的大量投入，將大量節約能源、物質消耗，直接提高人們的生存質量，卻很可能使國民生產總值下降。
又比如，一家工廠購進了污水凈化設備，他的生產成本有可能是人家的兩倍，產品自然賣不出去，工廠就要倒閉。而偷偷排污的工廠成本低廉，市場需求旺盛。結果是善良者被市場淘汰，害人者得以繁衍，市場經濟本身并沒有這種甄別能力，人類社會無異被卷入相互殘殺的時代。
國民生產總值是以投入資金、獲取利潤為主線的經濟活動體現，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許多國際性組織建議采用綜合國力或人類發展指數體系。將來的核算體系會把環境，教育、安全、健康和居民生活質量等指標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總之，未來社會不是物欲無限膨脹的社會，人類也不會進入相互殘殺時代。那是因為人們的理性遲早會認識到，社會更加需要的不是物質意義上的經濟學，而是站在勞動即人的立場上的經濟學。
傳統經濟的病根恰恰在于人們急功近利、盲目投資生產大量物質產品，反過來遭受資源耗盡、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雙雙惡化的嚴重報復。人類理性幾經周折之后，最終還是會把發達的生產力主要用于高科技、高教育、高生活和高國民保障和低交易成本的網絡體系上來。遺憾的是傳統理論和制度安排都不具備這樣一種機制。
二、網絡精神對經濟個人主義的挑戰
市場經濟的鼻祖亞當·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個悖論：人們在追求私人目標時，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操縱下，實現社會資源最優配置和增進社會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場規律又天然具有一種平衡約束力，使每個利己的經營者和消費者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情況下，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經濟學稱作帕累托最優狀態。
但是，帕累托最優狀態在整個西方經濟實踐中并不存在，現實的市場經濟在多數情況下不能導致資源的最優配置。這是因為：
1．壟斷實際存在
壟斷是由于對某些產品和服務的規模經營造成的�，F代信息產業的經濟規模出現了跨國聯合擴張趨勢，市場對于壟斷企業形不成約束力，完全依靠市場肯定會使經濟失衡。
2．非經濟因素存在
有些生產者的生產結果會對他人產生有利影響或者有害影響，消費者的消費結果也會對他人造成有利或者不利影響，尤其是某些生產和經營活動可能產生嚴重的環境污染、危害公眾健康和社會安全，這些問題不可能由市場本身自行解決。
3．公共物品的存在
國防、環保、綠化、道路、橋梁、廣播等公共設施，屬于不付錢的消費或者非營利投資領域。
4．信息不對稱
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假定是信息對所有經營者和消費者都是透明的。而實際上，消費者與經營者對商品信息的了解總是不對稱的。于是自私的經營者們必然會出現欺詐行為，破壞帕累托最優狀態。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指出的，完全依靠市場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情形具有“幾乎可以說是奇跡般的偶然性”。假如經濟生活中僅有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的話，那么自由競爭結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國總統顧問斯蒂格利茲最近指出：“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市場本身會帶來有效而公平的結果，華盛頓將這些觀點奉為神明。其實，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之所以看不見，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場的確有非常強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場同樣無法運行”。
1994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納什用數學方法證明了人們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狀態。最后的結論是，在人們的相互交往過程中，每個行為主體的利己主義決策結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無效率的，但多次重復這種決策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實際上證明了亞當·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個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實
現社會最大福利的假設的不可實現性。
但是傳統經濟和制度安排還在重復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亙古恒言。我國有不少共產黨員干部反映，黨教我公而忘私和大公無私，市場經濟教我個人利益最大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怎樣才能擺脫這種二元論的困擾？
隨著網絡技術進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擺脫這種困擾的機會終于來臨。人們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復博弈后發現，遵循平等合作規則要比通過欺詐獲得少數幾次不義之財更有利。一個新的經濟學悖論正在形成，那就是：只有為別人創造價值，才能獲得自己的利益。
大家知道，利己主義假設曾經是市場經濟的前提，這對于早期經濟學沖出封建教會的牢籠是非常了不起的貢獻。但是近30年來不斷有人考證，經濟人的利他和利己行為是同時存在的,而且社會越進步，信息越透明，利他主義的傾向就越顯著。（比如美國1993年有74。3%家庭給慈善機構捐款，平均為這些家庭收入的2.1%；有47.7%人口每周做4.2小時的義工。）
這就又回到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惡的一個古老命題。其實在人之最初，呱呱墜地以后，為了自身生存需要的一切行為根本沒有利己、利他和善惡之分。一個正常智商的人在滿足基本生存和安全的需要之后，自然會把交流和自我實現列入更高追求目標。
如果說滿足基本生存條件尚要靠利己主義推動，那么交流與尊重則要靠平等互動，自我實現則要靠犧牲精神。有人將高層需求和利他行為理解為個人長遠利益最大化或者利己行為的另一種表現方式(沽名釣譽)，這種簡單化的理解是對人類“天下為公”理想共識的褻瀆。
與過去不同的是，網絡創造了平等、協作的剛性氣氛。也就是說，在網絡環境中，唯利是圖越來越沒有市場，損人利己者會更快得到報復。只有持平等合作態度，并為他人提供了有用價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報。
三、網絡信用對商業技巧的挑戰
常常能聽到一些學者闡述一個觀點，說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是以誠信為前提的經濟。似乎誰越有誠信，誰就越賺錢，反過來是越有錢的人越講誠信。但是翻開市場經濟教科書，最基本的理論是經濟利己主義，是如何使利潤最大化；走進書店，最暢銷的經濟讀物是“市場競爭36計”、甚至“厚黑學”之類。你再到我國城市的商店走一走，幾乎到處都在打折銷售，天天都是最后一天大甩賣。幾乎所有的市場營銷人員都在大講特講自己商品的優點，沒有人告訴消費者我的商品還有缺點。他們挖空心思制造信息不對稱，利用信息不對稱（消費者不了解實情）賺取超額利潤，廣大消費者天天都在受騙。也許你今天受了騙，明天換一個位置去欺騙別人。傳統市場競爭理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只能加劇這種循環。只有借助一種嶄新的制度安排，也就是社會化監督和網絡協同機制。
有些主流經濟學者喜歡把政府調控、社會化監督體系都納入市場經濟范疇。其實，從科學意義上講，市場就是看不見的手，政府就是看得見的手，社會則是挽在一起的第三只手。在理論上來不得半點混淆。如果說傳統市場經濟還需要政府調控，那末，理性市場經濟最需要的是社會協同的力量。
四、網絡價值對利潤最大化的挑戰
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一直是傳統經濟教科書的一條剛性定律�！捌髽I目標就是創造利潤”，“辦企業就是要為股東賺錢”等口號也被寫進我國許多企業家們的施政綱領。在這樣的輿論氛圍和經營模式中，企業家最關心的是年度利潤指標，所謂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無利不干，導致企業短視。甚至不顧本企業實際條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賺錢，他也就要干什么。當一種業務利潤下降，就盲目轉向另一種業務。
從近期的產業實踐來看，往往越是急于獲取高額利潤，越是離利潤更遠。為了賺取更多利潤，經營者很可能降低產品和服務質量，為了賺取更多利潤，經營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對稱甚至制造信息不對稱，在價格上大做文章。 結果，國內外有許多企業由剛成立時的超額利潤，到若干年后走向虧損和破產，就是因為沿襲傳統經濟的企業目標，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隨著信息越來越透明，社會越來越進步，現代企業目標也悄然發生著變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階段，股東大會是企業的最高權利機構，股東就是要賺取利潤，利潤率越高，越能吸引股東們的進一步投資。在股份制的中期階段，股東越來越多，董事會成為實際的最高權利機構，董事會主要是由一些經營專家組成，這些經營專家最關心的是企業品牌和企業業績，股票升值還是貶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潤分紅。股份制企業發展到第三階段，一個重要標志是股權繼續分散，監事會成為企業的實際最高權利機構。監事會的首要責任是約束企業為社會創造價值并在不污染環境，不危害社會情況下得到合理的經濟回報。
網絡經濟一個重要規律是梅特卡夫法則，就是網絡價值與網絡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換句話說，就是網絡創造的價值遠遠高于財務收益。
所以一個有遠見的企業家要首先承認微利時代的到來，進而還要以價值最大化為企業目標。合理利潤只是實現價值最大化的自然結果。
五、收益遞增對收益遞減的挑戰
傳統經濟受資源、能源和交易費用的約束，單位生產成本總會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時一個消費者占有實物財富越多，每增加單位財富對他的使用價值也會下降，從而形成收益遞減效應。網絡企業的主要原料是沙子（硅）和信息，由于較少受資源、能源和交易費用約束，單位服務成本總是隨服務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時，一個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條信息對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遞增效應。收益遞增會造成某些小企業快速無邊界擴張，形成新的集中壟斷，比如微軟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經濟領域，壟斷可以看作是收益遞增規律的邏輯性結果，但它又是破壞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產生官僚主義和企業內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禍首。因此各國在產業實踐中一方面實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競爭對手以限制這種壟斷的力量，以寡頭形式實現有效競爭�，F在看來，過于分散的小企業和過度集中的大企業都是工業時代的產物，網絡時代的最后贏家是大型、分布、具有專業化優勢企業集團。
六、數字鴻溝對共同富裕的挑戰
由于網絡經濟具備一種正反饋效應，也就是先期占有網絡資源者將獲得更多發展機會，后進入者則難以立足從中獲利。換一個角度，一個人已經獲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條信息對他產生的價值概率就高，相反，一個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癡的人，給他一條重要信息也毫無價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貧富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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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但是另一方面，許多落后國家和地區，因為優先發展網絡產業，利用信息均富效應，很快縮短了與發達地區的經濟差距。據聯合國組織在拉丁美洲調查，遠程教育、遠程醫療等高級網絡服務在邊遠貧困地區的價值遠比大城市高。
從自然屬性看，工業商品在于內部性和獨占性，信息服務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說，總體上工業經濟容易產生兩極分化，網絡經濟更能促進共同富裕。目前出現數字鴻溝的主要問題在于按照傳統市場經濟規則使價格與價值脫節，社會尚缺少為窮人服務也有利可圖的制度安排和機制。
20世紀末，美國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發展計劃，一個重要宗旨就是擴展電信普遍服務概念，“要使所有美國人，不論職業、收入、居住地點、殘疾與否，都能以負擔得起的價格享受先進的電信與信息服務”。由于美國的示范作用，許多國家也制定了類似計劃，并且重申電信普遍服務責任。
各國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務基金制度，以專項基金方式貼補邊遠地區網絡建設成本和運營成本過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種服務窮人也不吃虧的制度安排。
各國重視普遍服務的另一個深層原因還在于網絡產業的新經濟屬性。工業產品可以定位于少數人消費的市場，而網絡價值與用戶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它必須定位于大眾市場。美國的銥星計劃，新加坡的CDMA移動通信系統就是因為脫離大眾市場而告失敗。所以除了普遍服務基金制度之外，一個有遠見的網絡企業家也應該在可行條件下積極開拓大眾市場，主動承擔普遍服務的責任。
七、網絡協同對經濟搏弈論的挑戰
我國經濟搏弈論者認為，經濟學沒有正確與錯誤之分，因為每個人都以不同的社會角色為自身利益最大化參與競爭，一切經濟政策和法律也都是各種力量維護各自利益的搏弈結果。
如果以這種理論主導經濟改革，整個國家將會變成一個大賭場，就看誰的賭技高超，勝者王侯敗者寇，那里還有什么道德和公理！
那么如何才能平衡這個社會呢，經濟搏弈論認為一個重要平衡機制就是政府也作為搏弈一方，使這個特殊“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俊吧嫌姓�，下有對策”的搏弈互動，逐步完善一個法制社會。也就是說，社會可以倡導人們自私自利，倡導人們去鉆法律空子，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健全法制。
那么靠這種搏弈互動究竟能不能完善一個法制社會呢？事實證明是不能的。因為法律屬于正式約束，它只適用少量典型的矛盾和糾紛。而大量的經濟或社會問題必須靠非正式約束（道德、公理和社會監督氛圍）實現平衡。指望任何糾紛和沖突都訴諸法律，交易成本高得任何社會都難以承載。
美國號稱法制最健全的社會，但是法律條文越細，規定的越具體，就越給當事人（為了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留下了更多鉆空子的機會。不是有許多案件，由于利益一方重金買通資深律師，也可以翻云覆雨嗎？
我國有位資深學者曾經指出，中國人到美國留學，只學會了自然科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兩種東西，如果美國社會只有科學加弱肉強食這兩種精神，美國社會早就失衡了。美國社會還有第三種精神就是基督教的道德氛圍，它對美國社會起到了重要支撐作用。
試想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十多億人口的社會，要靠法律去約束人們所有的經濟行為，該有多大的社會交易成本。尤其是我國的弱勢群體，貧民百姓受了委屈誰告得起狀？如果社會提倡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利益而絞盡腦汁去搏弈，去沾對方的便宜，然后再讓對方也變得“聰明”起來，我們的社會將只剩下假冒偽劣，坑蒙拐騙，誰都不敢相信誰。人類將陷入“一切人坑害一切人”的泥沼。
其實自然規律并不是優勝劣汰，強者生存，而是順勝逆汰，適者生存�？铸埧芍^強大，只要它藐視自然規律就難逃滅絕命運。人類祖先何其癭弱以至于被大猩猩趕出森林，但只要順應自然規律、利用自然規律就可以轉敗為勝，最后主宰世界。
人類對待自然環境已經走過了一條先破壞、后治理的彎路。在傳統的盲目市場經濟中，人們正在破壞人為環境。而要修復人為環境，可能要比修復自然環境更難。
從現實觀點看，法制經濟確實是剛性有效的，道德規范則是蒼白無力的，但是網絡經濟正在創造一個新的平臺，他使得人們交易行為赫然網上。你遵紀守法、道德誠信，網絡讓你不再吃虧，你若是個陰一套、陽一套的卑鄙小人，網絡讓你無處藏身。也就是說，網絡正在編織一個地球村，使大家在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環境中，快速形成一種你想活就必須先讓別人活，你想活得好就必須先讓別人活得好的一種剛性約束力機制。
八、自組織化對被組織化的挑戰
工業社會適合集中化的寶塔結構下的組織理念，也就是被組織理念。世界幽默大師卓別林主演的摩登時代電影，人被困在大機器上就是這種理念的生動體現。
電信促進了工業時代的成熟，同時又孕育了信息時代的到來。如果說電話網仍然保留了工業經濟的設計理念，比如分級交換，寶塔結構，集中控制，智能中心化，那么，以IP技術為核心的下一代網絡必然走向無級交換，扁平結構，分布控制和智能邊緣化。換句話說，未來支撐信息社會的是一種開放的、透明（光波）的網絡和高智能的自組織化終端。
技術結構決定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網絡新經濟正在把人類社會從集中化、被組織階段推向分布化、自組織階段。
從世界范圍看，國有大企業曾經在許多國家起到過重要歷史作用。20世紀中葉以后，在國家資本主義影響下，許多歐洲國家和前蘇聯都擴大了這種國有經濟成分。但是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國有企業的特點就是控制論基礎上的被組織化經濟，它比較適應大工業時代的生產力。進入20世紀80年代，現代股份制企業比國有企業表現出更具有自組織的活力，更適應社會化發展方向。
網絡產業實踐也進一步證明，小私有企業和國有大企業都不再適合新興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只有承認社會生產力更適應社會化所有、社會化管理的屬性，我們才能真正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正如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
除了社會管理不適應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
我們必須樹立一個堅定的信念，就是經濟制度不可能回歸自由主義，也不會重建國家壟斷的輝煌。而是沿著“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832頁）”的方向，進入一個代表新興生產力的、嶄新的網絡經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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