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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榮從何而來——中國經濟現狀與趨勢的分析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國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經濟蕭條，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資踴躍進入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們為經濟繁榮所創造的甜蜜陶醉時，經濟蕭條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臨。近幾年以來，商品全面滯銷，物價連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體報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議題。如果我們能超越那些就事論事的具體策論，就會發現，我們其實應該先去思考一個并不高深的問題：這次相對的經濟蕭條期的出現完全是偶然的嗎?由此再往前追溯，還會發現，我們對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經濟繁榮的根源其實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榮從何而來，自然也就很難判斷繁榮能否持續下去；找到了以往經濟繁榮的緣由，有助于判斷中國恢復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種經濟榮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更具理論意義的問題也同樣值得我們深思：經過二十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經濟發展并未擺脫粗放、浪費、效率低下的舊模式，不僅在國有部門中仍然如此，而且連不少鄉鎮企業也浸染上了這個毛病，可是，為什么這種粗放型發展的舊模式不但沒有造成經濟停滯，反而帶來了前一階段的經濟繁榮呢?中國人是否能繼續這種局面：既不需要花費大的代價去改變經濟發展舊模式，又能不斷地享受經濟繁榮的甜頭呢?
在這一連串問題的背后，隱藏著一個“謎”——九十年代中國的經濟繁榮至於從何而來？如果能夠清晰準確地解析這個“謎”，那么，就不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問題和趨勢作出判斷。但是要研究這一問題，卻很少有可借鑒的理論。經典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市場機制如何產生有效率的經濟增長和繁榮，比較經濟體制理論研究社會主義體制為什么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長和經濟停滯，關于俄國東歐經濟轉型的種種研究討論轉型中國家怎樣推動市場化、早日走出經濟蕭條�？梢哉f至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理論體系能解釋中國在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這種具有粗放型特征的經濟繁榮。
要解這個“謎”，只能從實證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規律性的現象，才能作出較客觀的判斷。筆者根據多年來對中國經濟的觀察，經過實證分析，試圖解釋中國改革中經濟繁榮的成因，并指出目前這一相對蕭條期和前一階段的繁榮期之間的某些因果關聯。如果要用一句話來點出本文的主題，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榮從何而來，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榮又緣何而去。
一、中國經濟前景的常見分析方法面臨挑戰
在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里，中國的經濟表現堪稱“一枝獨秀”，顯然這反映出了“中國道路”所具有的某種特殊性。解釋此類特殊性有兩種基本角度，一種是與它國作比較研究，看是何種因素導致兩國之間的相似性不產生共同特征；另一種是側重看本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種種影響。而從后一種角度得出的結論有沒有充分說服力，常�？梢杂们耙环N方法來檢驗。西方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傾向于從后一種角度觀察問題。他們強調，中國與東亞地區的歷史文化淵源有利于吸引外資，中國的廣大農村長期落后，這反而使目前農村的工業化擁有巨大潛力，可加快經濟增長等。按照當代社會科學里新制度主義學派“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觀點，任何國家的發展道路都與它過去的足跡有密不可分的聯系。但是，除了這些獨特的歷史條件之外，中國和東歐俄國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會經濟轉型的大體方向也非常接近。為什么看起來相似的轉型過程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呢？
面對中國獨特的經濟表現，在中國研究領域內（包括中國國內的研究）一種常見的說法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市場機制開始、并將進一步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帶來了經濟的持續繁榮。如果僅僅局限于觀察中國，這樣的解釋或許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這一說法拿到別的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去檢驗，就會發現這一說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來。市場機制占據了主導地位，就能立竿見影地看見經濟成長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嗎？多數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事實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蘇聯及東歐的每個國家，都可以看到非國有經濟的迅速擴張、計劃體制的瓦解、市場化過程加快等，可見這些現象絕非中國的獨家成就。有的國家，如匈牙利開始市場化改革比中國早得多，也比中國更早確立了市場機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國家，如東德、捷克等國家，它們改革的起步雖晚于中國，但進展比中國快，措施更堅決、徹底。然而，無論是市場化程度比中國早得多、高得多的國家，還是經濟制度的轉軌比中國更徹底、成功的國家，或者市場化過程比中國更緩慢的國家，都沒有出現中國這樣的高度經濟繁榮；相反，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經歷了轉型期經濟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過了衰退期，它們的經濟有所恢復，其繁榮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國。由此可以推論，單純用市場化的成就無法有說服力地解釋中國的經濟繁榮；除了市場化的作用之外，中國的經濟繁榮另有原因。
國際上對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現狀的一個共識是，市場化過程中的重重困難遏止了俄國、東歐國家的經濟成長�？墒�，中國與俄國東歐都面臨著改革的共同性難題，比如國有部門在轉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機構放棄了計劃管理卻利用地位和權力繼續支配著經濟資源，經濟市場化推動了貿易與金融的繁榮卻未能有效改變扭曲的工業結構等等。這些共同難題在東歐俄國產生了大同小異的經濟結果，可是為什么唯獨中國避免了“轉型期經濟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幫助中國免受轉型期經濟困難的困擾呢？
一個在中國國內比較流行的說法是，中國之所以能夠保持經濟增長的態勢，是因為在改革中堅持開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億外資，從而保障了經濟繁榮。按照這個邏輯，東歐和俄國只要能象中國一樣、在改革的同時大量吸引外資，經濟就可以同樣繁榮。然而，德國的情形卻提出了反證。兩德統一五年來，依靠西德地區的強大支援，東德的市場化穩步堅定地推進，同時德國政府向原東德地區投入了八千億馬克的資金[1]，原東德居民人均獲得約三萬美元，這幾乎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十五年累計人均獲得外資的三百倍。東德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樣板，早已實現經濟現代化，現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幫助和西德企業家的直接指導，是否就實現了經濟的起飛呢？實際情況遠非如此。東德地區雖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轉型中同樣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東德工人曾經是原社會主義國家中技術素質最好、最服從工作紀律的勞動力，其勞動生產率迄今仍然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東德的產品長期以來質次價高，但過去在“經互會”國家中卻還是首屈一指、供不應求的，如今這些產品不得不完全進入國際國內市場競爭，結果其售價比統一前下跌一半；低生產率、低市場競爭力加上高工資，使大部分私有化后的東德企業仍? 徊瘓弒腹?示赫?Γ歡?碌厙?氖б德室歡雀嘰?4%。[2]
這樣的“成績單”比中國要差得多。況且，盡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還有40%多的東德居民認為，當前的經濟狀況并不比統一前好，甚至是“惡化”了。[3] 為什么中國的人均獲得外資只及東德的1/300，但卻保持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城市內更低的失業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長率及民眾滿意度？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經濟繁榮得益于漸進型的改革策略。漸進而慢速的改革意味著較多地保留舊體制，從而有利于保護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維持現狀和穩定。但如果多保留舊體制、多保護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就能帶來經濟繁榮，那又何必付出艱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實行了幾十年的漸進型改革，一度贏得經濟繁榮，最后終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進經濟困難的泥沼（Woodward 1995）。這一案例說明，漸進型改革對經濟發展有利有弊。那么，中國的漸進型改革對經濟發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這些利與弊，就無法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走勢作出判斷。
上述常見的分析方法有明顯的局限性，不僅是因為它們的邏輯無法有效解釋中國之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同類型轉型過程，還因為它們甚至常常無法解釋中國存在的一些經濟現象。近幾年來，不少中國經濟問題的觀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國的股市、房地產市場、城市新興的高檔消費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這些方面，也許會覺得中國大陸的經濟與香港、臺灣、新加坡差別不大。但如果換一種角度，觀察下列幾個在中國出現過的、充滿了矛盾的經濟現象，就會發現中國的經濟狀況與市場經濟國家差別很大，用市場經濟的眼光和觀念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
第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市場導向的鄉鎮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而國有部門的貢獻最��；但從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來看，同期得益最多的卻是為國有部門工作的員工（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課題組）。第二，在這一時期，國有部門一方面為冗員過多和工資成本增長過快而發愁，另一方面又不斷增雇大量農民工。第三，在市場化程度已相當高的消費品市場上，價格的變動與市場經濟中常見的情形相反，1995年以后，富裕、購買力強、需求旺盛的東部省市價格上漲少，而貧困、購買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價格上漲多[4]}，若把這一年各省和直轄市按物價上漲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華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國物價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內[5]。
這三個現象涉及收入分配、勞動力市場及價格決定等最基本的經濟問題，在它們的背后，可能隱藏著未被認知的、左右著中國改革發展路徑的規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論上，究竟經濟成長過程與制度轉型過程是一種什么關系，這是個跨學科的新課題，新古典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理論中并沒有現成答案。經濟增長與穩定，可以被看成只是個宏觀經濟問題，但在制度轉型中它的實現卻不僅僅是由貨幣財政政策決定的；制度轉型中這些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經濟社會基礎在逐步改變，改變的實際過程事實上并不是執政者或學者的純粹理性設計的結果，而是由利益攸關的當事各方相互影響、妥協形成的，因此是一個社會政治過程。要判斷制度轉型中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應當注意用跨學科的眼光，把經濟發展過程放到現實的社會演變過程中去觀察。
二、港臺資本送來的繁榮
中國的經濟今后會象它過去那樣快速成長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分析八、九十年代經濟繁榮的成因，看這些曾促使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今后是否仍然有效。若僅僅根據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記錄推測未來的成長，就只能作簡單、膚淺的判斷。
中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現過經濟繁榮，但兩次繁榮的經濟原因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由城鄉居民迅速擴大的消費需求推動的，而第二次則來源于外資推動的投資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動前一次繁榮的消費需求已經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國經濟曾經陷入相當嚴重的經濟蕭條，政府用了各種辦法，都未能有效地解決消費疲軟、工商庫存倍增、制造業衰退等問題。當時，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完全沒有料到，僅僅是一年之后，中國經濟突然又迎來了難以置信的增長和繁榮。如果沒有九十年代外資的大量涌入，第二次繁榮就沒有根基。然而，這一輪外資投資高潮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因此也無法指望重新出現一輪由外資推動的經濟繁榮。
為什么八十年代的繁榮會消失呢？從1983年到1988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中國經濟經歷了將近六年的持續繁榮，這主要是由消費需求推動的。城鄉居民收入連年上升后出現了對食品、服裝、耐用消費品的旺盛需求，這一需求引導投資集中到消費品工業，再帶動重工業的增長。但是，八十年代末出現了兩個影響經濟繼續繁榮的現象，一是農民的購買力增長緩慢，占人口75%的農村市場需求不旺；另一個是，城市居民收入雖然繼續上升，但城市家庭的主要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已接近飽和，對食品和服裝等日常用品的需求彈性相對穩定。九十年代初，穩定而緩慢上升的消費需求[6]，已經無法象八十年代那樣成為整體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因此經濟蕭條期持續了一年多。
在中國，需求增長減緩對政府和企業的壓力遠大于市場經濟國家的情形。中國的粗放型發展模式表現為投資的分散化、小型化、輕型化和“短平快”傾向，不僅國有企業這樣做，鄉鎮企業更是如此；結果導致加工工業中越來越多的行業出現了重復投資、行業性過度擴張等問題。很多行業生產能力過剩、成本過高，在需求正常的年份開工不足、出現虧損，而只有當需求過度膨脹時才可能充分開工、有所盈利。（程曉農、吳仁洪 1987）因為產業結構扭曲而造成了相當多的企業對需求膨脹的依賴性極強，需求稍有收縮，就會有很多企業因產品滯銷，虧損嚴重而陷入困境，由此帶來稅收萎縮，企業間“三角債”迅速增加，甚至導致部分員工生活困難、社會不穩定。所以，中國經濟界都知道，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中有一種內生的對擴張需求的要求，這并不僅僅是源于地方政府領導人和企業主管的好大喜功，還因為只有在需求擴張、經濟高度繁榮時，那些開工不足、虧損嚴重的企業才有機會減虧微利、緩“一口氣”。但如果在消費或投資需求上未出現新的集中、強盛的需求熱點，即使政府松動銀根、企業增加生產，也只會導致產品過量積壓，而很難維持經濟的持續繁榮。1990年政府刺激經濟復蘇的措施未能奏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nbs p;
擴張需求必然會受到現存經濟結構的制約，在產業結構失衡的情況下，在加工工業內尋求新的可擴張行業的選擇空間趨于縮小，也就是說，加工工業中很難形成新的強盛的投資需求。實際上，要在今天的中國有效地擴張消費或投資需求，主要的可能性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居民消費結構出現大的變化，從而帶來新的消費品需求，這取決于居民購買力的快速增長以及消費行為的相應變化；其次是大幅度擴大出口，這要借助大量外商的幫助與合作；再次是出現對房地產開發的強大需求，這主要靠外商推動，因為國內城市居民依賴福利性公宅配給，既無財力、也無動力去作大規模房地產投資。非常湊巧，在九十年代上半期，這三種可能性都變成了現實。
1992年中國的經濟開始進入又一輪繁榮，由投資需求直接和間接拉動的因素占整個經濟增長的六成以上，中國有的經濟學家提出，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是消費主導型，而九十年代的增長方式則變成了投資主導型。[7] 造成這次經濟繁榮的投資從何而來，又為何而來呢？八十年代中國的投資曾集中投向投資周期短、贏利快的輕工業，結果造成大批耐用消費品生產企業生產能力過剩，九十年代的投資無法繼續重復這條老路�？墒�，中國在九十年代遇到了一個新的投資機會，就是房地產開發及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1992年全國縣以上興辦的經濟開發區從前一年的117個突然猛增到近兩千個，全國建筑工程規模因而增長近50%。[8] “開發區熱”帶動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旺盛投資需求，構成了九十年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興辦“開發區”是為了“筑巢引鳳”、吸引外商來投資，是一種對外資踴入大陸的積極反應。如果沒有外資的“中國熱”，也就不會有中國的“開發區熱”；而中國出現“開發區熱”，又為外資的“中國熱”加溫。九十年代前半期涌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是相當驚人的，1991、1992兩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即相當于1985—1990年六年的總和，而1993、1994兩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幾乎是1991、1992兩年投資額的四倍，1994年外商直接投資已相當于大陸企事業機構總投資的五分之一（見表1），這些外商直接投資以港臺投資為主體。
表1.外商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額及其占大陸企事業機構總投資的比重
年 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投資額
(億美元） 16.6 18.7 23.1 31.9 33.9 34.9 43.7 110.1 257.6 337.7 378.0
在企事業機構投資中的比重
2.5 2.8 3.0 3.4 4.1 4.8 5.4 9.1 13.5 20.6 18.5
注：外商直接投資額即“利用外資概況”表中的“實際利用外資額”，企事業機構總投資是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表中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扣除其中的“居民個人投資”得出的，在計算百分比時外商投資已按當年匯率換算成人民幣價值。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在短短幾年內，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涌入中國，是中國大陸前所未遇的良機。這些外資再加上中國國內企業為興建“開發區”投入的巨額投資和外商對中國的證券投資等，形成了對建筑材料、工程設備、勞動力的龐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當一部分民眾的收入，進而刺激了消費。外資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對需求的“引致效應”以外，還通過生產和出口直接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重要貢獻。從1993年開始，中國工業的增長中外商工業的貢獻每年都占五分之一以上（見表2）。在外資的推動下，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國的經濟終于走出谷底，重新進入了繁榮狀態。應當承認，這一繁榮并不是改革攻堅戰的成果，因為這一時期國有部門的改革收效不大，其經濟效益也未見好轉。但國有部門改革的遲延并未給外資的“中國熱”降溫，吸引港臺商的是大陸政治經濟的相對穩定、對外資的優惠政策、農村勞動力的低廉、城市的潛在購買力、人文語言環境的相似以及“中國特色”的政商關系。
表2. 外商工業企業對中國工業增長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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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1986|1988|1989|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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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工業的貢獻（％）|5.1|6.0|13.6|14.8|13.3|21.9|26.7|27.2|23.7|38.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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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外商工業對中國工業增長的貢獻”的定義是，在當年全國工業產值增量里外商工業的比重。外商工業產值即《中國統計年鑒》“工業總產值”表中“其他經濟類型工業產值”，“其他經濟類型工業”主要是外資、中外合資、合作經營的企業。計算工業產值增量時，用的是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工業產值。
九十年代中國的“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市證券熱”是上述經濟繁榮的幾個剪影，其中很大部分其實只是“泡沫經濟”。由于對可能引進的外資數額盲目樂觀，而不少國有房地產企業對自己虛擲浪費的投資又滿不在乎，投入開發區及房地產的國內投資和項目大大超出了市場可能的需求，許多項目開工后不僅后續資金無著，而且將來有無客戶也大成問題，許多開發公司因而被“套牢”。何清漣女士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對這方面的問題有不少淋漓盡致的剖析，筆者不在此贅述。
需要強調的是，在這場經濟繁榮當中，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因應之道不同，得益的方法各異。鄉鎮企業的做法是搶占銷售市場，而國有企業則乘機大幅度提高壟斷性產品的售價。1993年與1990年相比，在工業的二十三個部門中，鄉鎮企業靠原料便利或勞力廉價，在有可能競爭的金屬非金屬采礦業、食品飲料制造、紡織業、竹木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紙、普通化工、有機化學制品、電器制造業、儀表制造業等九個部門的市場份額分別增加了10到15個百分點[9]，而國有部門的市場份額則相應下降了這么多。市場份額的迅速擴大使鄉鎮企業能夠以遠遠高于國有部門的速度增長。國有部門丟失了市場份額，必然會要在其他方面尋找機會得到補償，它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壟斷性產品的售價。國有工業全部產品1993年平均提價20%，而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集體工業的產品價格平均只上漲了5%；國有工業一向采用這種策略，甚至在經濟蕭條的1990、1991年，鄉鎮企業被迫降價銷售時，國有工業也照樣提價。（見表3）從1993年起，對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為國有工業提供了大漲價的良機，在國有壟斷部門中，冶金、電力、石油工業兩年內產品出廠價分別上漲了約70%、90%和150%（見表4）。然而，在如此大幅度漲價的情況下，國有工業的利潤率竟然也不見提高，其銷售利潤率和資金利潤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10]
本文后幾節將進一步分析，在這場經濟繁榮中國有企業的應對方法給它自己的前途埋下了何種伏筆。
表3. 國有工業與集體所有制工業產品出廠價格變動率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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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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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工業| +6.1 |+4.2 |+6.3 |+11.4|+14.8|+2.8 |+5.4 |+6.0 |+20.6
集體工業| +3.8 |+2.0 |+3.5 |+7.5 |+8.0 |-0.5 |-0.1 |+0.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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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出廠價格指數 = 當年價格工業產值增長率/固定價格工業產值增長率。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工業總產值”表。
表4. 由國有部門壟斷的產業的產品出廠價格上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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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業|電力工業|石油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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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比 1992| 57.7 | 35.9 | 71.3
1994 比 1993| 6.8 | 39.5 | 48.7
1994 比 1992| 68.4 | 89.6 |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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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表。
三、再創引進外資的新高潮?
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引進外資高潮是送給中國的一次“飛來橫�！�。從此，中國各級政府和企業界認準了一條發展經濟的“金光大道”---只有引來大量外資才能振興經濟。特別是經歷了過去三年來的經濟蕭條，試盡了幾乎所有想得出的“對策”之后，面對起色仍然不大的經濟局勢，從上到下都形成一個“共識”，只有再創引進外資的新高潮，才能擺脫經濟發展上的困境。國內關于加入世貿組織的陣陣聲浪，正是在這樣的“共識”下占了上風，最終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標。
可是，中國引進外資的高潮真的會一浪高過一浪嗎？九十年代上半期所吸引的主要是港臺中小資本，能夠移到大陸去的港臺中小資本在這一階段多已蜂擁而去，后續追加資本已十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經出現工業“空心化”，七十年代的四大支柱產業中的三大產業（制衣、電子、玩具）早已移到廣東珠江三角洲，不可能有更多的港商去大陸設廠。港臺資本對大陸來說，只是一次性的機會，大陸不可能長期依賴港臺注入大量新的投資。如果中國真的能夠再次迎來一輪外資引進高潮，那么，外資的主力只可能來自發達國家，而不再是港臺地區。但是，發達國家確實有數千億美元的資本急待進入中國嗎？這是很可以存疑的。
迄今為止，在中國的經濟問題研究圈里，還很少有人認真比較引進港臺資本和引進西方國家資本之異同。這兩種資本的差別首先是在制度層面，對中國大陸而言，引進港臺資本和引進西方資本有著截然不同的制度要求。當進入中國的外資以港臺商為主時，中國大陸現行體制的基本面可以不做大的變更；甚至可以說，不是港臺商的經營管理方式推動中國大陸的整體變革，而是港臺商很快地適應了大陸腐敗的官場文化，進而大大地拓寬了這些商人與中國大陸官員勾結營私的空間。所以，引進港臺資本雖然給中國大陸帶來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但同時也為腐敗的官員創造出更多的尋租機會，并且絲毫不會動搖這些官員的權力和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上一輪港臺資本的引進高潮，為中國大陸創造出了許許多多餐廳、歌廳、舞廳里的“就業”機會，但并沒有給中國大陸的制度進步增添多少光彩。
可是，要大規模地引進西方國家的資本，就需要在觀念和制度變革上取得重大進展，不僅僅是多開放一些國內市場、減少一些壟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在減少各級政府的種種干預、規范政府官員的個人行為、強化法治等方面真正創造條件，而這就需要經濟改革之外的行政甚至是政治層面的改革。但是，在這些方面中國真的作好準備了嗎?許多人對經濟全球化趨勢似乎還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然天真地以為，只要打出“中國龐大的潛在市場”這張“王牌”，增加一些優惠條件，外資就會象“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一樣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這種看法實在是自誤誤人。
觀念誤區是中國再創引進外資新高潮的障礙，這首先表現為混淆了港臺資本和西方資本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從而夸大了中國這個市場的真實購買力。如此則不僅可能誤導西方投資者，也同樣會誤導中國的各級政府和企業。以往中國引進的外資中有大約2/3是港臺中小資本，這些企業多為使用勞動密集型技術的中小企業，雇傭廉價勞工，從事面向國際市場的出口加工，基本上不與大陸的企業競爭。港臺中小企業擴大了中國的出口，改善了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雇傭了大量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從而增加國內民眾的就業和收入；這些廉價勞動力的消費需求面向中低檔產品，此類產品的市場常常是由國有企業占領的，所以國有企業的產品市場正好得以擴大，其生存機會也相應增加。因此，引進港臺中小資本對國內經濟是有百利而無一弊。
而發達國家的大企業與港臺資中小企業的目標、經營策略都有很大差異，這些大企業多是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它們把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去，可能的合作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但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的體制并未根本改變，一時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所以無法成為跨國公司的緊密成員。因此，發達國家大企業到中國去投資的主要目的，不是為自己設立衛星廠，以降低制造成本、到海外銷售，而是看中了中國潛在的市場，準備在中國站穩腳跟、長期發展。
這些西方大企業若到中國設廠，其多數產品是國際知名品牌，銷售上必然走中高價位路線，瞄準的是購買力強的沿海發達地區的城市市場，競爭對手主要是生產國內名牌的國有企業。一旦外資企業在中國投產，立刻就會與國有企業爭奪市場，對茍延殘喘的國有企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中國既需要外來的資本和技術，就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那種只想買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但不愿讓出市場的天真想法，只是一廂情愿。外資大企業在中國開拓市場是消費者的福音，但必然會擠占國有企業的國內市場，使國有企業面臨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一家國有企業通過合資完成技術升級、產品換代、產量翻番之日，就是同行業多家國有企業產品滯銷、虧損擴大、面臨破產之時。這樣的競爭基本上是公平的市場競爭，國有企業在競爭中的失利來源于其運營機制的失敗，但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陷入困境，則是政治家們不得不面對的社會政治現實，他們必然會向國有部門這個壓力集團讓步，設法多保護國有部門。
中國的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常常低估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復雜性，剛承擔了幾年為外商出口加工的任務，就自以為是地提出要自創國際名牌、打進國際市場、與跨國公司“一決雌雄”，這類想法過于忽視全球化商品鏈組織協調過程的難度。一個中國的企業要從“世界型工廠”的一個“車間”，翻身變為主導某個全球化產銷商品鏈的跨國集團，必然要經過相當漫長的過程。政府對這個成長過程基本上幫不上多少忙，少幫倒忙就是貢獻了。
從九十年代下半期開始，中國就面臨著引進外資上的兩難困境：既需要發達國家的大量外資來推動新的經濟繁榮，又害怕國有工業被擠垮。如果多保護國有工業、設法引導限制外資的投資方向，就會減少外資引進數量，無疑是打擊開發區和房地產業的前景，阻滯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堵住可能的經濟繁榮之門；如果設法推動一輪新的引進外資高潮，中國有可能迎來一次短暫的經濟繁榮，但隨著外資大企業逼垮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不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會壓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購買力和消費需求相對收縮，結果減少中國市場對外資大企業的吸引力。在這個兩難困境面前，中國的東部地區會是擴大引進外資的得益者，所以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滿懷希望地盼望著又一輪外資引進高潮，以便維持當地的經濟繁榮；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從引進外資中獲益，又害怕本地沒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被擠垮；而中央政府則更擔憂國有部門頹敗之勢引起政治社會后果。這個困境無疑會滯緩中國吸引外資的進度。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引進外資大企業可以增加供給，但也會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自我抑制效應。因為，在一個時期內外國大企業資本進入的越多，國有部門的萎縮就會越快，而這最終會導致城市消費市場的相對蕭條，結果減少下一個階段進入的外國大企業資本。在這種收斂的、而不是發散的過程中，外資大企業的引進數量、其產值的增長不會循著加速度的軌跡越來越快。因此可以預見，今后再出現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種大規模的外商直接投資高潮的可能性較小，也很難指望再依靠這樣的投資高潮產生又一輪經濟繁榮。
在經濟發展的觀念上，存在著更大的誤區。在眼下的中國，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流行經濟發展觀念仍然有相當大的市場，甚至清末張之洞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類的主張也頗得認同，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資金和技術改善和鞏固現行體制，引進外資和技術，由“我”主導，為“我”所用。這種陳舊的觀念過分強調資本和技術在各國經濟發展競爭中的重要性，而忽視和回避制度性競爭的重要意義。
下一世紀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能否成功地加入經濟全球化、建立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現代經濟結構。在這樣的競爭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資源條件和制度條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發達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地區，有較多的機會參與經濟全球化；擁有豐富勞動力、特別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力，也是一個有利條件；而最重要的，則是一個國家的制度條件是否適應于經濟全球化。因為，在前兩個條件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比比皆是，而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建設卻差別很大。所以，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方面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建設上的競爭，這場制度建設競爭的參照系不是某國的“特色”、“國情”，而是經濟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認的制度條件。一種制度現狀即使十分“符合”某國的“國情”，但如果它阻礙該國加入經濟全球化，就應當變革這種制度；否則，這個國家必然會為維護這種制度而在經濟發展上付出慘重的代價。
前些年的中國的“外資熱”表明，中國在前兩個條件上占有優勢，但在制度建設方面卻受到國內政治的束縛，市場機制不能正常運轉，法制建設尚未走上軌道，腐敗日益普遍化、制度化。有來華投資意愿的西方企業和企業家很不適應這樣的制度環境，許多西方的外商更不喜歡那種酒場談生意、請“小姐”陪客、送禮拿回扣的“紅包文化”。如果中國的制度環境沒有根本改變，相反，許多貪官污吏還指望在引進西方資本的過程中，象和港臺商打交道那樣，大撈一把，那么，即使有一些西方資本進入了中國，它們也很難生根立足，甚至可能中途撤資。目前已經在中國的西方企業大多數是賠錢的，它們把初期投進去的資本賠光后，之所以還在觀望、而沒有關閉撤退，其實是希望看到中國的制度環境真能變得適合西方企業的生存。他們已經觀望等待了十多年了，中國若讓他們繼續等下去，吃虧的其實是中國。西方企業不來中國投資，仍有其他可去之處，而中國等不來外資，經濟困難只會日益嚴重。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任務，首先應是改變那種舊的經濟發展觀念，改變政府和企業對經濟全球化不甚了了的狀況，建立國際化的發展觀。國際化的發展觀應當是由企業和企業家主導，而不是由政府和官員主導。第二，應該以企業的成長成熟為目標，而不是以政府擬定的增長率為目標，要能夠把長期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建立國際通行的制度規范、遵守國際社會認可的經濟行為準則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手段，而不能把國內流行的不當競爭手段搬到國際競爭中，或采取投機取巧、鉆空子的手法，“撈一把算一把”。第三，與其他國家的經濟交往應該建立在長期互信互利、共同繁榮的基礎上，而不宜以利用對方、或拉一方打一方為常用策略。在這樣的新的發展觀面前，所謂的“趕超戰略”、“稱雄之心”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因為，在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國經濟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漸成一體，那種建立在狹隘民族主義基礎上的“一方壓倒另一方”式的思維是既脫離經濟全球化的現實，也有礙本國的經濟發展。
四、九十年代上半期國有部門是如何汲取資源、創造需求、穩定經濟的?
中國與其他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形勢上最大的不同是，在每個國家非國有部門都快速成長的情況下，唯獨中國的國有部門總體上沒有陷入明顯的衰退之中。所以，當談到中國九十年代上半期經濟穩定繁榮的原因時，僅僅強調非國有部門的成長，說服力是很弱的；因為在東歐和俄國，非國有部門的增長并不比中國慢，他們之所以無法擺脫經濟衰退，是因為國有部門失去了保護就一蹶不振，私有化也無法短期見效。而中國除了有外資送來的繁榮之外，還有一個“秘訣”，即通過全力保護國有部門來支撐經濟政治穩定。在這一階段，政府為了追求政治穩定，把滿足國有部門員工的利益要求作為制訂政策的優先考慮；而東歐俄國則把實現改革的預設政策目標列為優先。這種政策優先序列的差異導致對國有部門的不同政策，從而也產生不同的經濟社會結果。
中國目前政治社會的穩定主要以城市為基礎，城市穩定了，全國就能穩定。雖然農民是中國社會人口的大多數，但他們的居住和經濟活動都很分散，教育程度低，缺少社會組織，如果他們的經濟狀況不好，并不一定立刻會對全國的穩定構成直接威脅。而城市居民的政治社會能量則遠比農村居民大。城市居民的主體是國家職工，由于一元化的制度結構，他們的利益要求、對政策的反應、社會不滿的形成都非常相似�？梢哉f，中國城市的經濟社會能否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有部門能否滿足其員工的利益要求。
社會主義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就意味著要逐漸降低國有部門對經濟的支配作用，那么，在改革的前十五年里，國有部門的地位是否確實變得越來越輕了呢？許多人或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肯定的答案，而筆者卻認為，對這個問題回答yes或no都不算錯，因為在中國存在著兩個似乎相互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國的鄉鎮企業和三資企業蓬勃興旺，國有部門在銷售市場的競爭中業績越來越差，地位明顯下降；但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大多數仍然由國有部門供養，城市的消費繁榮主要由國有部門支撐，國有部門在城市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上的作用依然舉足輕重。在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東歐俄國那種國有部門明顯衰敗、朝不保夕的局面，關鍵就在于一點：盡管中國的國有部門在與非國有部門爭奪銷售市場時節節敗退，但在爭奪金融資源時卻是優勝者；國有部門雖然自身盈利微薄，但由于它可以汲取國民經濟系統的大部分資源，所以仍然能夠保持大多數國有部門員工（即城市居民的主體）的高收入高福利水準。這產生了兩個具有正面意義的結果，即國有部門的高收入高福利支撐著一個潛在購買力強大、對外商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消費市場，并維持著一個比較穩定的城市社會。
改革中中國國有部門的市場份額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小。這個現象在工業中尤為突出，國有部門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從1985年的2/3降到了1994年的40%左右。[11] 在包括農業、建筑業、服務業的國民經濟中同樣如此，但國有部門的比重下降得慢一些，1994年國有部門的比重大約比1985年下降了6個百分點（見表5），因為金融、交通電訊等重要服務行業一直被國有部門壟斷。從這個速率來看，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國有部門在國民生產總值中還會保持相當的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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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國有部門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及占用金融資源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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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國有部門產出在GDP中的比重 國有部門貸款占全國貸款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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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49.5 82.0
1992 43.5 77.3
1994 43.2 78.6
1992 比 1985 -6.0 -4.7
1994 比 1992 -0.3 +1.3
1994 比 1985 -6.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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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計算國有部門在GDP中的比重時，各年第一、第二產業的國有比重和1992年第三產業的國有比重可直接從《中國統計年鑒》里查出，1985和1994年第三產業的國有比重是筆者根據相關統計數據估算的�！叭珖J款”是國家銀行各項貸款、農村信用社貸款和城市信用社貸款之和�！皣胁块T貸款”是從國家銀行各項貸款中扣除給非國有部門的貸款（即對城鎮集體和個人貸款、農業貸款）后得出。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民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國家銀行信貸資金平衡表”、“農村信用社各項存貸款”等表�！吨袊鹑谀觇b》中“城市信用社存貸款”表。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國有部門在生產和服務業中的地位下降，并不意味著它在城市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相應也明顯下降，后者的變化取決于城市社會中依靠國有部門為生的人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事實上，從1984年到1994年，城市經濟改革只是小幅度地降低了城鎮就業者中國有部門員工的比重，在此期間這一比重僅下降了四個百分點，城鎮就業者中仍然有2/3是國有部門員工。（見表6）如果把國有部門員工人數加上受政府保護、具有國有部門特征的城鎮集體企業員工，則他們仍然占城鎮從業者的86%。國有部門員工包括企業員工和機關事業單位員工兩部分。中國的改革并沒有為人滿為患的機關事業單位“消腫”，相反，卻產生了“增肥”的結果，城鎮就業者中機關事業單位員工的比重呈明顯的上升趨勢。城鎮就業者中國有企業員工的比重在1992年以前下降得非常緩慢；從1992年到1994年，“三資”企業和私營經濟從國有部門中吸引走了一批年輕、有較強的專業技能、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力，但是數量有限，國有企業員工在城鎮就業者中的比重僅僅下降了四個百分點。（見表6）由此可見，盡管中國市場化過程不斷推進，城鎮居民的大多數還是要依靠與政府關系密切的國有、城鎮集體單位為生，他們的生存方式并沒有隨著非國有部門的擴張而相應地獨立化、市場化。如果多數民眾仍然依賴社會主義式的生存方式，那么，他們必然會要求政府繼續保護國有部門。
表6. 城鎮從業者當中國有部門員工的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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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1984|1988|1990|1992|199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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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重 |70.6|70.0|70.2|69.7|68.4|66.7
國有企業員工比重|55.0|53.7|53.3|52.7|51.3|48.8
事業單位員工比重|15.6|16.3|16.9|17.0|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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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分行業從業人員”表。
既然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國有部門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弱，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它就應該在資源配置中出讓較多的份額給效率更高、競爭力更強的非國有部門。真實情況如何呢？中國國內有一項研究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國有工業產出比重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其資本比重的下降速度（郭克莎 1994）。在1980到1988年的第一個階段，工業產出比重下降，同時工業資本、工業勞動力這兩個比重也顯著下降，這說明國有部門的資本和勞動力資源份額確實在向非國有部門轉移，盡管轉移的速度不如市場份額的轉移那么快；而在1988年到1992年的第二個階段，情形就不同了，雖然國有工業的實際產出和市場份額繼續大幅度下滑，但國有工業占用的資本份額只有小幅度地減少，工業勞動力的比重甚至不變，國有部門向非國有部門轉移資源份額的過程明顯地放慢，這表明對國有部門的保護主義政策限制了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見表7）可以說，1989年以前的改革在引導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方面明顯比1989年以后的政策要有效得多；在后一階段里，盡管一般的看法是改革取得了全面進展，但事實上這一時期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能力反而受到種種限制，還不如前一個階段。
表7. 國有部門在工業產出、資本和勞動力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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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產出 工業資本 工業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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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81.5 86.7 64.6
1988 68.2 77.2 56.6
1992 56.9 73.1 56.5
1992 比 1980 -24.6 -13.6 -8.1
1988 比 1980 -13.3 -9.5 -8.0
1992 比 1988 -11.3 -4.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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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中工業產出指工業凈產值，按不變價格計算。
數據來源：轉引自郭克莎“中國所有制結構變動與資源總配置效應”一文（1994）。
進入九十年代后，國有工業的困難日益嚴重，盈利率過低，在國有部門內出現了一種把資本轉向第三產業、籍此謀利的傾向（即“發展三產”）。如果把第三產業也納入分析，從國民經濟這個大范圍來看，則對國有部門的保護主義政策的效果更為明顯。表5顯示出，在1992年全國金融資源（貸款）里國有部門占用的份額將近80%，而該部門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40%多。從1985到1992年，國有部門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下降了6個百分點，但同期國有部門占用金融資源份額只下降了4.7個百分點；而從1992到1994年，國有部門的產出份額繼續下降，但占用的金融資源份額反而上升了1.5個百分點。1993、1994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分別是百分之24%和20%[12]，而銀行貸款利率僅10%[13]。在這種情況下，國有部門能夠以低利率優先獲得大量貸款，僅僅通過利率上的好處就能獲取10%以上的資金利潤率。這實際上意味著，當國家財政對國有部門不能再大量提供補貼后，國家銀行用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著另一種補貼。盡管享受著這樣巨額的金融補貼，國有工業的實際資金利潤率仍然不到3%[14]，而實際上這一點微薄的利潤也是銀行補貼的結果；而鄉鎮企業融資時則可能要付出比國有企業的貸款利率高一至兩倍的利率，但鄉鎮企業卻仍然能夠獲得5%以上的資金利潤率[15]。1996年通貨膨脹率降到貸款利率以下后，銀行的金融補貼消失，結果整個國有工業從總體上計算，就虧大于盈、不再產生利潤了。
這種現象進一步說明，不能簡單地用國民生產總值里國有、非國有部門比重的變化來判斷經濟體制的效率是否提高。判斷一個經濟機制是否有效的依據是資源配置是否改善，即使國民生產總值中高效率生產者（非國有部門）產出的部分增加了，這也并不一定意味著整個國民經濟里資本、勞動力等經濟資源的有效利用獲得同步改善。因為，非國有部門的擴張只是反映了由它支配的一小部分資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而與此同時，由政府操縱的、決定主要資源配置的經濟機制卻把更多的經濟資源投入到低效率生產者手中去了，因此整個經濟體系的效率很可能不是改善而是下降了。
國有部門在競爭中丟掉了越來越大的市場份額，但仍然能夠通過國有壟斷性金融機構操縱金融資源的分配，使自己占用的金融資源份額不至于減少，這種現象可以被稱為國有部門在“汲取”國民經濟資源。這個“汲取”過程的經濟社會效果有正負兩個方面，合起來就是“汲取”過程產生的“汲取效應”。其正面的效應是，“汲取”過程有助于扶持城市消費需求，穩定城市社會，從而有利于吸引外資，還可借助外資帶來的制度文化間接地促進市場化；而負面的效應是，“汲取”過程大大抑制了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能力，降低了國民經濟的效率，同時使國有部門負債累累、陷入瀕臨破產的境地。
既然中國城市從業人口的大多數仍然是國有部門員工，城市購買力就主要是靠國有部門支撐的。從城市家計調查中可以發現，直到1994年，城市居民收入中約85%仍然來自國有部門。[16] 假如隨著國有部門市場份額的縮小，國有部門員工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也同步下降，那么，毫無疑問，城市購買力就會明顯萎縮，城市消費品市場會步入蕭條，城市社會將陷入不穩定之中。這些情況一旦出現，當然會影響外商的投資預期。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國有部門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小、虧損日益嚴重，而它雇傭的勞動力毫無減少，其員工的生活水準快速提高，并支撐著城市消費的繁榮，秘訣就在于“汲取效應”——通過汲取資源維持國有部門員工的高收入高福利、進而維持經濟社會目前的穩定。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會出現制度性偏倚———對經濟增長貢獻較小的國有部門員工反而能夠享受較多的經濟發展成果。
“汲取效應”還可以有效地解釋為什么中國國有部門的資產負債率迅速上升。從1979年到1994年，國有部門的負債水平從24%迅速上升到75%，相應地，其凈資產率（equity rate）從76%降到25%（程曉農 1995）。據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局統計，1994年在12萬個國有企業中，資產負債率為75.1%，扣除企業資產凈損失和資產掛帳4000多億元，則資產負債率為83.3%。[17] 企業向銀行貸款、對銀行負債，本是現代經濟中的常見現象，如果企業貸款后能夠通過投資增加企業的資產，則企業對銀行的負債和企業的自有資產可以同時增加，使企業處于良好經營狀態，資產負債率也不會上升。中國國有部門的資產負債率反常地急速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量貸款沒有用于投資，而是用于員工的工資福利，結果對銀行的負債增長得非�？�、但企業的資產則增加不多。這就是“汲取效應”這個宏觀現象在企業財務這個微觀層面的反映：國有部門中出現了一種難以扭轉的趨勢，即市場份額縮小、收入短拙、員工不減、工資福利還必須不斷提高，于是以企業自己的經營收入就很難維持工資福利開支，企業必然要通過銀行“汲取”金融資源才能應付。
這樣，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的關系實際上與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常規狀態不同。在市場經濟國家，企業與商業銀行之間是我借你貸、有借有還的單純商業關系；而在中國，國有銀行扮演了一種特殊的角色，成為國有企業從國民經濟中“汲取”金融資源的“水泵”，在企業與銀行間資金的流向常常是單向的，有“汲取”但沒有“回流”。從這個角度觀察，就能清楚地看出中國國有銀行的商業化究竟難在何處——只要“汲取”現象繼續存在，國有銀行就不可能轉型成商業銀行，還得繼續充當“汲取”資源的“水泵”。
五、轉型中的經濟體制：是市場替代了計劃、還是沒有計劃經濟的“雙軌制”？
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體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兩個變化是:指令性經濟計劃的消失和非國有部門的擴張。如果簡單地運用一種“計劃經濟——市場經濟（planned economy vs. market economy）”這樣的“兩分法（dichotomy）”，也許可以很快得出結論：中國的經濟體制現在已經是由市場機制占主導地位了。但是，計劃經濟消失以后，填補制度空白的一定是市場機制嗎？在理想主義的改革設計藍圖上確實可以這樣寫。但中國現實的社會經濟生活卻并非如此，計劃經濟固然已經瓦解，但來自政府和壟斷性國有機構的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不僅沒有減少，而且變得更加“隨意”化，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并非由市場機制主導，而是一種半市場交換、半“隨意化”行政性干預的“雙軌制”。這種體制既與西歐的古典市場經濟不同，也與東亞地區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市場體制不同，它寄生攀附在中國大陸現存的政治社會體制上，阻礙資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經營者、勞動者的工作努力，滋養著日益泛濫的腐敗，約束了非國有部門的擴張滲透能力。
在中國過去二十年來關于改革的討論中，政府把改革社會主義體制狹義地定義為改革經濟計劃管理體制和調整排斥私有經濟的意識形態。久而久之，連很多嚴謹的學者也習慣成自然地接受了這種觀念，以為只要在意識形態中給市場經濟留下必要的位置，在經濟活動中清除了價格的計劃管制以及生產、流通、勞動力的指令性計劃管理等等，把更多的經濟活動決策權下放給地方政府和企業，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就基本成形了。但事實上社會主義制度并不只是經濟計劃加意識形態而已，在社會主義的政治社會體制下還形成一定的社會結構，生成一種制度性文化。后兩者是不可能用一道改革的行政命令取消的，它們完全可以在經濟計劃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消失的情況下繼續存在，并為轉型過程深深地蓋上自己的“烙印”。清除計劃經濟并不難，改變社會主義經濟的政治社會基礎則極為艱難，東歐俄國雖然也未完成這后一過程，但至少他們已經開始清理，而中國實際上則是在社會主義的政治社會基礎之上建造一種既承認原來的權力體系、又承認市場交換活動的經濟體制。
中國計劃經濟的經濟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兩個基礎仍然存在。其一是，從中央政權到鄉政權的、過去行使集權式管理的龐大的黨政部門和壟斷性國有機構的組織架構并未解體，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換一些名稱，其潛在的可以隨時插手日常經濟活動的權力從未被取消或否定過。其二是，一千多萬的黨政干部和兩千多萬的壟斷型事業機構的員工依然享有相當高的政治社會地位，他們的活動能量比改革前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這些機構和干部所生存的環境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首先，隨著經濟決策權力的下放，過去集權體制中自上而下的嚴格的紀律約束大大減少了，各個機構或個人獲得了充分的活動空間。其次，各個機構和個人的行為目標也有很大改變，過去是努力完成上級指示，以便有機會擴大機構的權力和級別、以及謀求個人的升遷，現在則是機構要努力“創收”、個人更是“一切向錢看”。第三，計劃經濟的瓦解使財政再也不可能象改革前那樣壟斷財源，隨著國家財政能力的下降，上級機關再也沒有足夠的財力為下級機構撥付足夠的正�；顒咏涃M，更無法滿足這些機構員工永無止境的提高工資福利的要求。在這樣的情勢中，機構和干部們的行為方式自然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們不再僅僅是單純聽命于中央政府的“馴服工具 ”，可他們也不是真正受民眾監督的公務員；他們不愿意放棄優越的政治社會地位，可也不甘于經濟地位上半點落后；他們一方面代表政府執行公務，可同時他們也想利用執行公務的權力獲取額外經濟利益，因為這是他們最“駕輕就熟”、最現成的機會；他們的社會身份是“大公無私”的公眾利益的代表，但他們每個機構和多數個人又同時象商人一樣，在執行公務時算計如何籍此使個人利益最大化。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轉型期獨特的制度性文化，“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撈了也白撈”。
那么，在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和制度性文化的基礎上生長出來的現行體制會有什么特點呢？在政府的經濟職能方面，國家已經不再扮演萬能的計劃者的角色，可這并不意味著國家就自動退出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活動，政府用非計劃手段完全可以實施和過去相似的干預活動。任何政府都有必要對經濟進行調節或管理，這種調節有些是政府從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行使正常職能，而有些則主要是服務于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但不一定以提高經濟效率或維持社會公平為目標。由上一節探討的國有部門的資源“汲取”現象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國家，取消指令性生產和銷售計劃后，商品市場可以迅速形成，但是這個市場化過程并不一定必然帶來資源優化配置的市場化過程；資源的非市場化配置狀態完全可能與在商品市場上占主導地位的市場機制并存，構成一種沒有計劃經濟的“雙軌制資源配置”。在這種情況下，商品市場競爭中的優勝者不一定也是資源配置爭奪中的優勝者；由于國有部門“汲取”了本來可由市場機制配置給非國有部門的資源，使得低效率的部門得以維系、而高效率的部門失去了利用更多資源的機會，這種過程當然不是資源利用優化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籠統地談市場化進程可能會掩蓋上述資源配置反市場化的現實? ?nbsp;
在轉型過程中，政府或其他壟斷型機構對經濟活動廣泛的行政性干預，還表現為九十年代行政管理與公共服務業的商業化趨勢。由于行政事業機構若僅靠財政度日一定會陷入“半饑半飽”狀態，這些機構普遍展開了有組織地或個人單獨地“創收”活動，這既是不得已之舉,也是利益驅使之必然。其最便捷的做法就是用機構本身擁有的權力和機會來交換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利益，諸如屢禁不止的行政機構借故攤派，新聞媒體搞“有償新聞”，大專院校辦短期“培訓班”出賣文憑，中小學賣“學位”、收“高價生”，出版社賣書號，醫院向公費患者強行推銷昂貴藥物、搭售日用品等等。這樣，稅收稽查權、新聞播報權、學歷授予權、出版發行權等過去與商業交換無關的權力機會都變成了“創收”的工具。其結果是，一方面市場型交換擴展到了政府機關和公用事業，這樣的“市場經濟”活動的范圍比發達國家還要寬廣；另一方面也擴大了“尋租”活動的空間，機關事業單位為了謀利，不但可能制造機會、增加對日常經濟社會活動的干預，還會把這種干預變得更沒有規則、更隨機。在財政支付能力日益縮小、而機關事業機構并未隨著相應縮編的情況下，這類活動可以有效地減輕財政負擔、增加機關事業部門員工的收入，在短期內起到穩定社會? 淖饔茫?饈侵醒胝??源訟窒蟆把劭?郾鍘鋇腦?潁壞??貝死嗷疃?執蟠蟮厝怕伊司?蒙緇嶧疃?撓τ兄刃潁?黽恿嘶炻遙??被雇囈飭說賴鹵曜跡??戳松緇幔??滄懦ぴ兜納緇崳榷ā?nbsp;
當此類活動是由單位有組織地進行時，常常被稱為“搞活創收”；如果是員工假公濟私、個人單獨進行，一經查獲則被視為“腐敗”。實際上，一旦行政事業機構這類有組織的活動廣泛存在時，它與個人假借機構名義所進行的同類活動常�；ハ噙B通、無法區分，機構的不當“創收”與個人的“腐敗”行為可以彼此轉換、相互掩護。在這樣的秩序混亂中，很多社會成員一方面是受害者，一方面又是混亂的制造者；他們會從利益的角度出發，為自己的不當謀利行為辯護，而對別人類似的損害自己的行為，卻從道德的角度加以指責。
從中國的現狀來看，在計劃經濟消失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經濟體制會是一種與計劃經濟無關的“雙軌制”，即發育中的市場機制與行政性干預并存，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市場機制真正占據了主導地位。這里講的行政性干預不是指政府的正常宏觀管理，而主要是指兩類情況。一種是為滿足個別利益集團而實施的政策，例如銀行奉命向長期虧損、拖欠大量逾期貸款的國有企業繼續提供新貸款，這樣作既有違經濟效率也損害社會公平。另一類是擁有權力的機構或個人對社會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主要是為了滿足干預者個人或小群體的經濟利益，這類干預不可能有明確、統一的規則，因此中央政府也很難有效地加以控制，只能定期地發動反“攤派”、反貪污之類的“運動”加以遏制。實際上，此類現象正是現行的半市場調節、半“隨意型”行政性干預的“雙軌”體制的一種“體制病”，只有對這種體制進行“手術治療”才能“手到病除”，而用“模范人物”的道德宣傳或“運動”打擊懲處，必然是緣木求魚，無濟于事。
這種“雙軌制”在相當長時期內都可能存在，因為一方面它具有市場機制的一部分功能，產生了激勵機制，也為生產者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正常交易提供了市場規則，保證了計劃經濟消失后經濟活動的活躍；另一方面，它不但承認和保留原有的權力結構，而且為原有的權力結構注入了新的經濟利益，從而鞏固了這個權力結構的基礎，使它免遭發育中的市場機制的沖擊、而得以繼續存在下去。
六、通向“小康”社會之路：繁華的城市與蕭條的農村
中國城市居民的大多數都從九十年代前半期的經濟繁榮中獲得很大利益，對不少家庭來說，“小康”生活似乎已經實現。當城市居民走上了通向“小康”之路時，占中國人口一多半的農村居民景況如何呢？如果今天中國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受市場機制左右，那么隨著市場機制的作用力增強并在農村占主導地位，農村居民應該得益更多。但是，中國的現實正好與此相反，盡管城市里國有部門效率低、虧損嚴重，其員工的收入福利卻象“芝麻開花節節高”，而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農村居民則未能獲得應得的經濟收益。
中國的經濟改革起步于農村改革，是農村改革的成功為城市經濟改革帶來了壓力、創造了條件，因此有一種形象的說法——中國的改革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即用市場機制占主導地位的農村來推動體制落后的城市改革。但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現的國有部門的“汲取效應”卻表明，國有部門集中、體制落后的城市反而有更大的能力去支配資源。國有部門所“汲取”的是誰的資源呢？國民經濟是由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組成的，國有部門要“汲取”資源，只能是從非國有部門“汲取”。如果從非國有部門中排除準國有的城鎮集體企業，則非國有部門包括全部農村勞動力和1/7的城鎮勞動力，那么，從非國有部門“汲取”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就相當于從農村“汲取”經濟資源，被“汲取”的主要對象是農村居民，也就是說，中國出現了“城市包圍農村”的結果。為什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改革道路反而產生出一個“城市包圍農村”的分配結果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早就在一項研究中指出，雖然農村經濟增長快于城市，但農民得不到多少好處，因為農村資金被城市抽走了。該研究機構發現，在1978年到1984年之間，農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約600億資金通過金融、財政渠道從城市凈流入農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間，情況則相反，有4000億資金從農村凈流入城市；1994年，全國經濟增長中農村的貢獻占3/4，但農民的相對生活水平卻跌入了歷史上的低谷，因為，僅1994年城市就從農村中抽走了1340多億元的資金。[18]
當資源被從農村“汲取”到城市后，所出現的結果自然就是一個相當繁華的城市和一個相對蕭條的農村�？梢哉f，城市的繁華建立在國有部門的支撐之上，也是以農村的蕭條為條件的。資源分配上的“城市偏倚（urban bias）”是許多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共同現象，它造成經濟發展中的低效率和不公平（Lipton）。中國長期以來就存在著這一現象。本文只把注意力放在與現實有關的兩點上：第一，為什么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改革曾有效地改變了經濟政策和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偏倚”、縮小了城鄉差距，而到了九十年代，城鄉收入差距反而退回到改革前的狀況，甚至比改革前還大？第二，城鄉差距的擴大對今天的經濟繁榮和明天的經濟發展有什么樣的影響？現在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倒底有多大？[19]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一項研究[20]，從1978年到1993年，城市居民的實際收入始終持續穩定地增長，平均每年增加近5%；而農村居民則只是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到1985年收入增長較快，此后每年的實際收入增長率僅及城市居民的一半；因此，從1980年到1985年，城鄉收入差距由3.1:1下降到2.3:1；但是，從1986年起，城鄉收入差距重新擴大，到1997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正收入之比為2. 7:1(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37:1,1984年曾一度縮小到1.6:1)。[21]
關于中國的收入分配，中國民眾中存在著不少理解上的誤區。一談到致富，人們就會想到“大款”、私營業主，可是這批人在整個中國社會中恐怕至多也不過才占1%，光靠他們的消費能力，中國城市的消費市場不可能如此繁華。農村地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很多，如農產品價格偏低、農業生產成本上升過快、鄉鎮企業的發展困難等。而這些原因都與資源分配上農村受到的種種不利待遇有關。例如，國家財政把較多的財力用于維持城市的低消費物價，而沒有足夠的財力去提高國家控制的農產品收購價格；國有的工商業通過大幅度提高農用物資價格、鄉鎮企業使用的能源原材料價格以及工業消費品價格，獲得了很大利潤；國家銀行把農村存款轉用于城鎮國有部門，使得鄉鎮企業缺少資金；農村基層行政事業機構從財政拿不到足夠的經費，就轉而向農民攤派等。實際上，這些做法也就是國有部門“汲取”農村資源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農村收入增長緩慢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期；自從城市改革開始之后，城鄉收入差距就開始擴大。這僅僅是巧合嗎？有一種解釋是，城市改革把國有部門搞活了，所以城市職工的收入開始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說，城市居民收入上升快與農村居民收入停滯沒有什么關系。但是，農村改革后農村經濟更自由化，市場機制在農村已經占據主導地位，為什么農村居民的收入不升反降呢？
事實上，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遠不如農村改革那樣成功，城市改革給了國有部門大幅度提高員工的收入福利的機會，但并沒有改變國有部門的效率和它在社會生活中的壟斷性地位。正是這種不對稱的城市經濟改革，導致國有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少、而占用經濟資源多，最終抑制了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造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如果國有部門的收入福利分配也象農村一樣，基本上由市場機制調節，而不是依賴國家提供的種種壟斷性機會和優惠，那么，在國有部門利潤萎縮、負債急劇增加的情況下，城市居民的收入不但可能無法增長、甚至可能下降，城鄉收入差距也不會擴大。
中國的農業管理部門和有關學者早就針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提出警告，新聞媒體也經常報道，但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這一趨勢并未停止，國有部門“汲取”農村資源的過程也依然照舊。例如，1994年，為了防止農業減產，政府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但是，農產品價格提高帶給農民的好處，又被國有部門通過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和工業消費品價格上漲拿走了，結果農民的“得”與“失”相抵，凈得無幾。[22] 類似情形其實一再反復出現。又如，1995年中國通貨膨脹嚴重，城市政府恢復給零售商業的物價補貼，用一只“看得見的手”按住了市場機制的那只“看不見的手”，以便壓低城市物價；結果造成收入高的城市物價便宜，大中城市反而成了價格的“盆地”，在收入低的農村里，物價的漲幅反而高于城市物價漲幅5個百分點左右。[23]
顯而易見，低收入的農民可能受到通貨膨脹更多的傷害，為什么中國的反通貨膨脹措施不去保護農民，而是主要保護高收入的城市居民，“越富越救濟”？這種主要都市居民高收入又“吃救濟”的現象，在原社會主義國家非常普遍。改革以前，莫斯科、列寧格勒、東柏林等城市都是全國商品供應最豐富、生活條件最優越、國家補貼最多的城市。中國其實仍然在重復蘇聯、東德的老路，把大量物價補貼投入城市，這并不是因為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更需要政府的經濟幫助，而是因為城市居民可能的不滿比農村居民的不滿政治威脅更大。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必然會表現為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儲蓄能力下降。在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的1985年，占人口80%的農村居民購買了消費品市場上40%的商品，其余都是城鎮居民購買的。此后，隨著城鄉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農村居民消費的份額逐漸萎縮，到1998年，這一比例下降到26%[24]。全國居民當年儲蓄中，1985年農村居民還占1/3；而到1995年，下降到只占17%[25]。與此對應，農村居民自建住宅的數量也相對收縮了，1985年他們用于自建住宅的投資約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1/5，而1995年這個比重下降到1/10[26]。農村居民收入微薄，儲蓄不足，限制了他們在自己的經營中再投資的能力，結果導致農村經濟增長緩慢，農業產量下降。
與蕭條的農村相對比，由于城市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中國的城市中已經出現了一個生活優渥的中產階級。而且，因為房改之前公家分配的住房收費低廉甚至免費，以及能夠享有種種其他福利，他們的實際購買力遠遠超過市場經濟國家人均收入一到兩千美元的家庭。因此，本國產品已越來越難滿足這個中產階級消費的品味和對時尚的認知，發達國家的名牌商品和高檔消費都在中國的大城市里遇到了越來越大的需求。城市消費結構的升級立刻吸引來了西方的大企業，中國這個龐大的潛在市場的魅力展現出來了。但是，另一方面，城市消費能力的進一步提高又向國有企業敲響了警鐘，質次價高、產品老化的國有工業正在逐漸喪失它的城市市場。
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城市居民實現的小康生活，并不是在國有部門健康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的，也不是通過深化改革、改善整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后獲得的，而是靠“吃國有部門的老本”和“汲取”農村經濟資源維持的。1997年，國家統計局、勞動部、全國總工會、民政部、衛生部、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組織了“中國職工生活進步調查”，在這次民意調查中，81%的被調查者表示，近五年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單位”發的工資、獎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與兼職收入有關。[27] 這一調查結果證明，雖然市場機制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但是城市居民主要還是由國有部門供養，生存方式基本上還是社會主義式的。
在這種機制下獲得的“小康”生活水平，非常象蘇聯東歐國家過去由國家供出來的“小康”生活。目前在中國的城市里，許多三口之家正在努力實現或為之陶醉的幾室一廳、熱水浴室、地毯瓷磚、彩電冰箱、壁燈電話等，蘇聯東歐早于二、三十年前就已經在多數城市里普及了�？珊髞淼臍v史事實證明，蘇聯東歐國家這樣的“小康”生活并不是它們經濟建設成功的標志，而只是福利社會主義政策的“廣告”。由于這樣的小康生活是國家“發”的，就象“天上掉下的餡餅”，和享受者的工作努力沒有直接關系，所以生活水準提高了，工作效率依舊；同時，在蘇聯東歐，這樣的消費升級不是建立在經濟效率提高的基礎之上，而是依靠國家動用它多年積累的資源，如同坐吃山空，最后終于維持不下去，“小康”生活又得而復失。過去三年來，中國城市的部分居民因工資不再快速上升、福利大幅度縮水、甚至面臨下崗失業等困難，新增貧困人口達1億多,占就業總人口的14%以上[28]，這一事實同樣也證明了一點，靠國家發的“小康”生活是靠不住的，來得容易，丟得也快。
中國改革中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并非只是個社會公平問題，它在直接損害農村居民的利益時，也已經在社會和經濟兩方面引發對城市社會經濟系統的損害。其社會效果是，農村勞動力被生機所迫、又為城市里的繁榮和機會吸引，大批涌入城市，成為附著在城市邊緣的流民,引起城市社會秩序的混亂。如果中國廣大中部地區農村收入增長長期停滯，農民沒有改善生活的機會，這種潛在的農村危機會通過農民大量進城而轉化為城市里的“農村危機”。而在經濟方面，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是一把戳向國有部門的“雙面刃”:一方面它將外商大企業吸引進城市的消費品市場，同時將國有工業從這個市場上擠出去；另一方面又不斷削弱農民的購買力，擠壓國有部門的農村市場，使產品質次價高的國有部門在農村市場上也銷售乏力。一個處境危艱的國有部門是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的主要支柱，然而，這個部門維持穩定的辦法（“汲取”資源）和結果（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卻反過來使它自己的前景“雪上加霜”，這樣的局勢直接危及城市居民“小康”生活的基礎。
七、繁榮緣何而去?
過去十多年來，在相當多的城市居民中，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性思維，認為小康生活的實現是改革開放的必然成果，只要改革開放的政策繼續下去，他們的生活水平就會不斷提高。本文的具體分析實際上表達了不同看法。盡管許多學者可能會同意筆者的某些具體觀察，也在局部問題上發表過類似的見解，但卻很少有人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既然這種由國家發給城市職工家庭的“小康”生活建立在國有部門“汲取”金融資源和轉移農村資源的基礎之上，它真的能長期維持下去嗎?無論是從邏輯上看，還是讓事實說話，結論恐怕都一樣：一旦國家的老本掏空了，這樣的小康生活將無以為繼。
九十年代上半期里，中國幸運地獲得了大量外商投資的機會、用國家銀行支撐著運營不良的國有部門、又把農村的資源轉移到城市使用，通過這三管齊下的辦法保證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相對穩定。在這一階段，中國的發展和改革進入了一個與八十年代不同的階段。在八十年代，改革的重心和突破都在農村，城市中的改革主要以減少指令性計劃和松動價格管制為目標；消費需求引導投資結構偏向輕工業；利益分配上曾一度比較注重城鄉之間的平衡。而進入九十年代后，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心移到了城市，對外加速開放，金融與房地產業全面活躍；利益分配上也出現了日益明顯的城市偏向；由于高度倚重經濟社會的穩定，余留的舊體制以新的形式發揮著相當大的作用。九十年代行將結束，而中國經濟成長模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仍然是個始終未能解決的難題，這個棘手的任務成了世紀之交經濟政策的焦點。曾一度支撐著短期經濟繁榮的體制格局和經濟結構，實際上并不能有效地支持今后經濟的長期持續繁榮與穩定；相反，目前的體制和經濟結構還構成了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并且終于導致九十年代上半期短暫的經濟繁榮悄然終結。
問題的癥結就在國有部門以及以依托這個部門的社會控制機制上。中國大陸的國有工業是改革前30年抑制消費、傾全國之國力而積累下來的家當，在改革過程中又“汲取”了全國大部分金融資源，始終受到種種優惠保護，但它的“體質”卻一直處于衰退狀態，在與外資企業、鄉鎮企業的競爭中連連落敗，旨在搞活國有企業的各種試驗都未取得預期的成功。在改革的過程中，國有工業沒有把可支配的主要資源投入技術進步，而是全力提高員工的收入福利和居住條件，換來了城市消費的繁榮和社會穩定，推動了商業、旅游、娛樂業的膨脹，但卻嚴重損害了國有工業的發展潛力。盡管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國有工業的產業素質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化了。
雖然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國有工業大規模引進了外資，但其技術進步和國際競爭力都未因此而顯著改善。美國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Lardy最近指出，在中國的外資企業推動了中國出口的迅速增長，但中國的國有工業與這一輪出口的高速增長關系不大（Lardy）。在1986和1987年，4/5的出口增長來自國有工業，而到了1991和1992年，在新增的出口額里國有工業只占1/5。[29]
世界銀行最近的一項關于中國工業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國工業是因為靠著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保護才能生存，在十九個主要產業部門中，有十個產業，包括石油提煉、機械制造、建筑材料、紙漿原材、食品加工、紡織、服裝、造紙等，如果沒有貿易保護措施，它們的產品價格就高于國際市場價格（或者說按國際市場價格來衡量其工業增加值是負的），將完全沒有國際競爭力[30]。國有工業中的一些壟斷性行業，如鋼鐵、石油等，過去在國際競爭中，雖沒有質量、服務方面的優勢，卻還有低成本低價格的有利競爭條件；經過1993、1994兩年能源原材料的大漲價，這些產品的價格已經接近甚至高于國際市場價，不僅提價創收從此不再可能，而且由于國產品質量差，只好在國內市場上用低價與同類進口產品競爭。但是，這些產業在產品出廠價每年上漲50%甚至100%的時候，尚且不能明顯改善盈利，現在卻要被迫降價競爭，談何容易。
過去二十年來，國有部門支撐著城市消費群的主體，經濟社會的穩定完全依賴國有部門的存活。但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丟了國內市場，失去了設備更新的時機，也耗用了可用于技術進步的金融資源，負債比率越來越高，盈利能力很低，又面臨著價格壁壘消失、國際競爭強化的新環境，可以說，它自身已接近體質衰竭，只能依賴政府“輸血”來維持生存。事實上，政府只要還有一點資源可用，也從未停止過對國有部門的“輸血”。在八十年代里國有部門有國家財政這個堅強后盾，政府對國有部門“輸血”的直接手段是減稅讓利。進入九十年代后，財政已被掏空，要反過來靠向民眾借債過日子，財政部每年必須新發行一、二千億債券才能維持必要的支出，這已接近財政的借債上限。這樣，國有部門延年度日的主要方式就改成靠國有銀行“輸血”，而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國民經濟收入流程的變化[31]，則使銀行得以集中越來越多的金融資源，執行這種“輸血”職能。國有部門從國家銀行大量“汲取”金融資源的結果是把銀行也拖進了危機狀態。早在1994年，國內就有學者指出，“四大銀行信貸資產質量低下是一個幾乎眾所周知的事實...占貸款總額20%以上的貸款已經壞掉無法收回。加上逾期（包括展期）呆滯貸款，比例在70%左右。對? ?卸?裕?飭礁鍪?質鞘?志?說摹??991年末四大銀行的貸款呆帳約有4300多億元，而同期四大銀行的資本只有1500多億元[32]，四大銀行已經出現嚴重的資不抵債現象�！盵33]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開始向銀行“打白條”[32]，即不僅不再償還貸款、連利息也不再支付，全國每年對銀行欠息一千多億元[33]。因此，1994年中國大陸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嚴重的全面虧損，1995年情況更為嚴重，上半年全部金融機構虧損達259億元[34]。銀行虧損，只能用自有資本墊支，為此1994年中國大陸的國家銀行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自有資本減少[35]。實際上，這就是所謂的國有企業“吃光了財政吃銀行”，銀行的自有資本被國有企業吞噬了，到1996年，中國銀行的自有資產已下降到3%，比巴塞爾協議規定的銀行自有資產比例要低5個百分點。
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是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十到十五倍，理應準備比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多十幾倍的壞帳準備金（國際上商業銀行一般每年都從盈利中提取相當于其資產百分之一到二的壞帳準備金）。然而，實際情況是，1995年以前，中國的銀行為了追求帳面利潤，所準備的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36]。換言之，銀行把大量貸款借給了不打算歸還的國有企業，出現了壞帳自己也并未準備清償，那么，是誰在承擔損失呢？“居民才是銀行信貸風險與損失的最終承擔者。四大銀行在資不抵債的情況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出現金融危機”。[37]
也就是說，國有部門通過國家銀行“汲取”了金融資源來支撐城市的消費和儲蓄，而國有部門的“汲取效應”又造成了國家銀行瀕于破產。目前銀行居民儲蓄存款中城鎮居民存款占百分之八十，所以，國有部門造成的銀行壞帳的大多數，最終又是由城市居民用自己的個人存款作了賠償。
銀行的壞帳那么嚴重，又缺乏足夠的壞帳準備金，存款戶事實上承擔著很大的存款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銀行尚能照樣維持運轉的關鍵在于，一有政府信用，二靠金融壟斷。儲戶繼續往經營不良的銀行存款，不是相信銀行經理們有回天之力，而是以為，不管銀行如何經營，有政府作國家銀行的擔保，存在國家銀行里的存款就不會落空。而在國家銀行維持金融壟斷的情況下，民眾別無選擇。當民眾、特別是城市民眾對政府有足夠的信心時，銀行系統才可能支撐下去；而銀行繼續幫助國有部門“汲取”資源，則有助于鞏固城市民眾對政府的信心。但是，銀行的這種“鴕鳥”政策對中國走出經濟發展的瓶頸毫無幫助，只是把經濟往死胡同里引。
銀行之所以明知前景不妙也不得不如此做下去，是因為國有銀行體系必須服從“花錢買穩定”的社會控制策略。應當承認，這是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經歷過高壓時期之后必然要進入的階段。在這種策略下，國家和社會之間不再以“(國家)強制與(社會)服從”的舊式關系為主，而是形成一種新的關系，即“(國家)施惠與(社會)順從”。所以，盡管國有部門在改革中市場份額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小，但是政府還是要求國家銀行對低效率的國有部門實行“無條件保護”的政策，提供了大量的銀行貸款，從而保持了大多數員工(即城市居民的主體)的高收入高福利。
顯而易見，實行這種“花錢買穩定”的社會控制策略(即為了維持政治社會穩定而提供高福利)，雖然能在短期內產生政府和城市居民皆大歡喜的結果，但對長遠的經濟社會穩定卻帶來了有害的后果。它會使國有部門負債累累、陷入瀕臨破產的境地，并導致國家銀行面臨金融危機。當政府花掉歷史上幾十年積累的國民財富，再欠一大筆留給下一代去還的債務，從而換取一個短時期的政治穩定時，實際上是“竭澤而漁”，必然難以為繼。況且，如此換來的政治穩定并不能保證市場化改革的持續進展。在過去幾年中，對經濟增長和市場化貢獻最大的農民得到的經濟利益最少；而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小、但政治上更順從的國有部門員工卻得到了最多的經濟利益。當把繁榮帶來的經濟利益供給那些國有部門的員工時，雖然換來了短期的政治穩定，但同時也產生了鼓勵他們繼續依靠國有部門、阻止他們從國有部門向非國有部門轉移、從而抑制經濟市場化的效果，因此這種追求政治穩定的手段必定傷害市場化。
從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中國也正為這種“花錢買穩定”策略付出發展上的重大代價。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不同，中國通過計劃經濟和“高積累、低消費”曾經完成了“強制”的初步工業化，建立了一個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體系，而許多發展中國家沒有這個基礎。中國在五十年代從蘇聯引進、建立了工業生產體系之后，這一系統的大規模、標準化、低質量、高消耗特征基本上未改變，這種工業生產系統通常被稱為“福特主義的生產體系(Fordist production systems)。如果說，在八十年代這個系統尚能在國際競爭中勉強生存的話，那么，從九十年代開始，后福特主義的靈活生產系統(post-Fordist
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s)已經逐漸居于明顯的優勢。在這種新的生產系統中，發達國家的企業通過對“全球產品交換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的主導來控制和協調制造業活動，借助全球化的生產者網絡，吸收高質量、具創造性的生產廠家，選用高技能、多才多藝的工人，使制造業不再拘泥于大批量、標準化的生產，而是變得非常靈活、有創新能力。在這種新的生產系統的挑戰下，中國的工業體系亟待更新。
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最早轉移出來的是勞動密集型的消費品制造業，而隨后就可能把部分資本、技術密集的機械制造、原材料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應該說，中國原有的重工業基礎使得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有更大的機會，在機械制造和原材料工業方面加入經濟全球化�？墒�，目前中國的現行體制卻正導致重工業體系的逐步瓦解和“空心化”，再過幾年，也許很多重工業企業就將消失，而中國也可能因此而喪失在重工業領域加入經濟全球化的機會。倘若如此，若干年后中國也許將只剩下面向國際市場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面向國內需求的能源原材料工業，而制造業的主體——機械設備制造業可能逐漸萎縮，那就意味著中國工業化的倒退和現代化進程陷入困境。這可能將是下一代中國人為當前的政治穩定付出的慘重代價，也是這一代人永久的負債。
“花錢買穩定”的社會控制策略嚴重削弱了國家能力，國家能力的萎縮迫使政府不得不調整其對城市居民的高福利政策，盡可能地減少這方面的支出負擔，這就是近年來一系列鼓勵下崗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的政策出臺的背景。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花錢買穩定”的方針就逐漸陷入了資源枯竭的困境；同時，國有部門的資產流失也日益嚴重，國有資產管理局清產核資的結果表明，40萬家國有企業中約35%早已負債大于資產，成了應該破產的“空殼子”。但是，直到亞洲金融危機出現后，中國早已露頭的銀行危機才引起了警惕。為了使銀行系統免于崩潰，政府不得不改變策略，開始部分放棄了用銀行保企業的做法，轉而鼓勵國有企業裁員和破產。國有企業一旦失去了政府的全力保護，也不得不通過裁員、減薪來自救。
于是，從1997年開始，中國出現了企業減薪、裁員和破產的浪潮。如此大量的員工同期失業，必然造成再就業的困難�，F在第三產業可容納的就業量已接近飽和，今后對失業員工的安排會越來越難。與此同時，由于政府財力不足，也不得不逐步停止福利分房并通過住房商品化斂財，并且開始削減公費醫療、提高學校教育收費。這一系列旨在“甩包袱”的措施，明顯地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現期支出負擔和支出預期，而企業下崗和強制提前退休、機關事業單位可能裁員，又大大降低了相當一部分國家職工的收入預期。就業和收入預期下降，支出負擔和未來的支出預期上升，必然導致城市的消費需求收縮。而銀行減少了對國有企業的“輸血”，也使國有企業的投資能力大幅度下降。這樣，由于投資不振、消費疲軟、外資不足，經濟轉入了蕭條期，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短暫繁榮終結了。
本文的分析用同一個邏輯來解釋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榮和過去三年來的經濟蕭條，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即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榮恰恰是近三年來經濟蕭條的直接原因。因此也可以說，那場繁榮其實只是由一系列一次性機會促成的，它必然會引發蕭條，而這次的蕭條早就種因在幾年前的繁榮之中。由于那些一次性機會不再存在，今后想重造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種繁榮，大概已不太可能。今后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將進入一個與過去二十年截然不同的階段，會從過去的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速甚至低速增長(增長率4-6％)。在市場經濟國家里，維持4-6％的經濟增長率是很大的成就，而在中國大陸這卻意味著經濟困難時期。因為，大陸經濟結構的特點是，國企和鄉鎮企業素質很低，冗員嚴重，而重復建設又造成多數行業生產能力過剩，只有在總需求增長超過20％、經濟增長率超過8％時，大部分企業才能達到60-70％的開工率并微有利潤。筆者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指出過，這個8％的增長率是大陸經濟的一個臨界增長率，一旦實際的經濟增長率低于這個水平，就會出現經濟困難。[38] 這個判斷今天看來仍然有效。
中國新興的非國有部門是否可能推動新的經濟繁榮呢?在中國大陸目前的制度環境中，私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的擴張與滲透面臨著制度性壁壘。這一方面使非國有部門在資源占用上始終處于不利地位，因而缺乏足夠的金融實力去“接管（takeover）”國有部門，另一方面則把鄉村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局限在鄉村內，使鄉鎮企業即使壯大后也無法控制城市內的國有企業。這兩個壁壘的作用使得非國有部門雖然能不斷擴大在市場上的銷售份額，卻無法有效地改變金融資源配置結構里國有部門的主導地位，也不可能大量“吸收”城市中的國有部門員工�？梢灶A見的是，非國有部門必然會繼續擴大、并“蠶食”國有部門的市場，但是這并不就意味著國有部門會被非國有部門“消化”掉；如果上述壁壘繼續存在，那么非國有部門在資源配置上占據主要地位的前景仍然相當遙遠。
八、 社會經濟結構的大調整: 深化改革的真正難題
中國的改革一直未能在國有部門內創造出一個高效率的制度環境，有一個非常重要、但卻在中國長期被掩蓋、忽視的原因，那就是舊的社會經濟結構阻礙了國有部門的制度轉型。要打破“大鍋飯”、”鐵飯碗”，僅僅在調整改變公司結構或所有制上動腦筋是遠遠不夠的。實行了幾十年的“大鍋飯”、“鐵飯碗”式的舊體制已經建立了一種僵化的社會結構，直接阻礙著改革。改革所要建立的新體制，不可能完全在舊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形成，新體制的規則與維持舊社會結構的要求必然會發生摩擦沖突。舊的社會結構面臨重大調整，這是大勢所趨、在所必然，如果不愿意調整舊的經濟社會結構，就不可能建立、完善新體制。中國迄今為止一直在回避這個挑戰，但是，還能回避多久呢？現在多數人都承認，國有部門的頹敗狀態不能再拖下去了；而國有部門改革的真正障礙恰恰就在于，不僅社會結構的調整阻力重重，而且多年的改革一直繞開這個真正的難題，使得目前中國仍然缺少有效的社會結構調整機制。
中國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國有部門員工長期習慣于“大鍋飯”體制，對市場化改革所要求的高效率無法適應。然而，1991年中國經濟界在討論“斯米克”現象時就對這種說法提出了質疑[39]。當時，上海有一家生產“斯米克”牌羊毛衫的國有企業，業績很差，有臺商去訪問并討論合資事宜，員工中風傳臺商可能裁員，結果臺商到訪的幾天內，員工的生產效率倍增；后合資未成，臺商離去，員工的生產效率立刻回降，一切如舊。關于“斯米克現象”的討論涉及到一個國有部門的根本問題，為什么政府的各項政策、職工的“主人翁”精神、企業主管的政治思想工作、企業的諸多獎金福利都無法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而外商一來這個企業就“麻雀變鳳凰”？國有部門員工在國有企業內工作效率低，這是事實，但一旦他們投入外資企業、“第二職業”，就會立刻生龍活虎、工作效率倍增。這個在所有原社會主義國家中十分普遍的現象表明，這些員工決不是天然的低效率勞動者，面對國有部門的制度，他們的反應是低效率地工作，一旦進入一個完全講求高效率的工作環境，他們完全可以適應。那種強調用思想工作來提高勞動積極性的舊想法既十分膚淺無知，也一再被現實證明無用。員工的行為并非脫離社會環境的怪異行動，如果不對產生這種行為的制度之缺失作深刻的剖析，從而有針對性地改變制度、消除這種行為的制度性原因，而只是要求廠長大膽敢干、不怕工人胡鬧，要求工人顧全大局、為改革作出暫時的犧牲，只能應付一時，卻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
另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由于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不健全，失業者無處領救濟，所以國有部門無法大量處理冗員，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改革內部機制。如果說國有部門過多地解雇員工確實會造成失業者生活無著，砸碎“鐵飯碗”的辦法不可行，那么，為什么在冗員虧損的國有企業里還要增雇農民工來干重活臟活，導致成本上升、虧損擴大，而不能把多余的國有員工轉調去作這些工作？早在八十年代，上海有的學者就指出，中國出現了工人階級“貴族化”傾向，“即在社會經濟并不發達和個人收入并不高的情況下，職工超前地形成了一種不愿從事某些艱苦工作的意識和習慣�！盵40]
是誰把國有部門的員工變成了“貴族”？這是本節要討論的重點，即社會主義體制是如何造就一個僵化的社會結構。與世界各國國有部門員工相比，恐怕中國國有部門員工的優越感和穩定感最強；也只有大陸的中國人、特別是出身農村家庭或在農村生活過的人，能充分理解大陸語言里“國家干部、國家職工”所代表的特殊社會經濟身份，能充分體會被授予或剝奪這種身份所意味的社會含義。民眾對這些的認知，反映了一種在僵化的社會結構基礎上形成的制度性文化，它包括在社會地位、職業評價、社會升遷等方面的觀念。近年來，中國的報紙經常呼吁要改變眷戀“大鍋飯”的“落后觀念”，為國有部門動員員工“下崗”造輿論�？墒�，這些說法并沒有說明，這種“落后觀念”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現行社會政治體制又是如何緊密關聯的，在不改變目前的社會政治體制的情況下有可能改變這些觀念嗎？
改革以前，在國有部門和城市社會中，早已形成了一個由政府建立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每個社會成員在這個社會中的經濟社會地位由執政黨和政府決定和控制，受到一整套經濟社會制度保障。一個人能否在城市居住、受到提拔、得到住房等，要由執政黨和政府根據他的政治表現、工作年限、學歷等作出規定（在中國習以為常地稱為“由組織上按政策辦”）。在這種制度下，一個人的經濟社會地位主要受工資、人事、福利等政策左右，經濟社會地位的提高不一定是公平競爭的結果，而常�？赡苤皇菆陶h對聽話者的獎賞。不管一個人的民間聲望如何，他的正式的經濟社會地位僅以政府認可的地位為準。比如，對社會精英（中上層干部、高級知識分子）來說，衡量他們地位高低的標準是“享受什么級別的待遇”，這里“享受”這個詞就點出了這個地位的來源——它是“授予”的、而不一定是在社會公認中自然形成的。由于每個社會成員的經濟社會地位必須經由政府“背書”，這就確保了政府對社會成員行為的控制，只要他不觸怒政府，這個地位就有保障；同時，不管經濟社會如何發展變化，政府通常保證每個社會成員已有的經濟社會地位不會下降，又通過政策宣示使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對自己未來地位的提升有比較明確的預期（比如，只要達到政府規定的文憑或工齡標準，就能加工資、晉升高級職稱）。在中國大陸的城市里，人人都熟悉這套社會主義體制的運行規則。
在這套規則的作用下，社會升遷和社會結構變得非常特殊。民眾的社會經濟地位變化通常是單向的、只升不降，絕大多數人總是往中上層移動；而只要不犯（政治、性關系）“錯誤”，往下層移動就是罕見的。因此社會結構逐漸變成了“頭重腳輕”的“倒金字塔形”。比如，機關事業單位越來越多、越來越龐大；企業里管理人員比重過大，而一線工人不夠；工人里中、高“級別”的工人比重過大，而從事非技術型重體力勞動的工人不足。這種“倒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是政府對城市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社會經濟地位作出承諾和擔保的結果。多數城市居民已經習慣于這種僵化的社會結構，何況政府至今也沒有打算改變社會政治體制，以便調整這一社會結構。正因為這種僵化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升遷方式是政府支持保護的，所以只要員工不在政治上“犯規”，政府實際上就不能因其工作表現不佳而懲處他們，使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下降�？梢哉f，每個國有部門員工從進入該部門工作的第一天起，最重要的“必修課”就是把握這個“游戲規則”，在不觸犯“政治戒律”的前提下，學會既能工作得輕松、又能獲得最大經濟利益。于是相應形成了社會主義的“單位文化”：工作紀律松弛、工作效率低下，已經成了常態；不想“入黨”、“升官” ，就可以不必努力工作；用怠工來要求更多經濟利益，往往可以達到目的；獎金福利只有平均分配，才能減少員工的埋怨；“單位就是我的家、家里東西隨便拿”，等等。政府即使對此十分不滿意，也無可奈何，這是它所建立的制度的產物。了解了這種僵化的社會結構以及與之相關的制度性文化，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國有企業很難降低工資成本進行競爭，為什么國有部門的冗員不肯干重活臟活，為什么裁撤少數冗員會演變成對政府的政治威脅。
在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里，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調整也有一些困難，但決不會象在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大，更不會構成對政府地位的威脅。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社會對人力資源的需要必然不斷變化，人們的經濟社會地位因而不斷相應調整，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很少有那種永久的、一旦獲得就不會喪失的經濟社會地位，這正是經濟社會保持活力的前提條件。而且，每個社會成員自己要隨時觀察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能力以適應環境、改善經濟社會地位。無論是政府、或者是工作機構的“老板”，都沒有義務為哪個人的經濟社會地位作出擔保，也不會有人要求政府作出具體承諾、防止他的個人經濟社會地位下降。在這樣的社會里，個人的獨立性、自立性和政府的超然性相互依托，國家要協調社會成員之間、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但政府絕不會扮演“大家長”的角色、把社會成員當做“家庭成員”來呵護，不會為社會成員的經濟社會地位“背書”或作擔保、以此換取社會成員的效忠，而社會成員也不至于把國家當長期“保姆“、過度依賴國家的照顧。
當前，中國僵化的社會結構和制度遺產正面臨著改革和發展的挑戰。首先，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直接要求調整社會結構，比如，對律師、金融、外貿專業人員的需要增加，一部分社會成員因此獲得了提高經濟社會地位的機會，一躍而成為高收入的新社會精英。而與此同時，不少政府官員的社會價值降低了，他們在舊體制中多年積累的資歷雖還能獲得政府的承認，卻未必能在市場化過程中換來象過去那樣優厚的待遇和傲人的社會地位。過去十年中，許多政府官員籌建官辦公司或把政府機關“翻牌”成公司，就是一種對市場化過程的適應性行為；他們試圖利用政府機關尚未失效的最后的權力，獲得一些經濟資源的控制權，而這又恰恰是腐敗的源泉。從這點來看，反腐敗就會造成舊精英社會經濟地位的下降，政府真準備這樣作嗎？
其次，改革中政府雖然仍然承諾要維護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經濟社會地位，但政府的財力今非昔比，承諾難以兌現。最典型的例子是教育文化科研部門，在多年的“大鍋飯”體制中，這個部門完全依賴政府撥款，機構不斷膨脹，養活了不少“南郭先生”。在改革中，政府不得不改變過去統攬國家財源的體制，結果政府財力逐漸收縮，教育文化科研經費越來越短缺，知識分子的經濟待遇不斷“縮水”。這是轉型中的其他原社會主義國家里的一個普遍現象。最終，這一趨勢必然導致一部分教育科研機構從業人員為生機所迫，而退出越來越清貧的知識分子群體，使得社會結構中知識分子階層縮小。從某種意義上講，舊體制促成了“虛胖”的知識分子群體，而改革則迫使社會結構中的這個群體“減肥”、甚至可能事實上降低這個群體的社會“等級”。
第三，改革開放過程改變了經濟結構，從而影響到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的經濟社會地位。比如，國有工業在市場競爭中節節敗退，前景不佳，其員工過去由政府設定、受到制度保障的優越社會地位，實際上將被市場機制否決。不管他們過去曾經有過多么輝煌的歷史、對“黨和國家”做過什么樣的貢獻，市場機制只根據他們現在的效率和業績評價他們的社會地位。一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暫時還能指望國有銀行“輸血”、維持其員工的經濟社會地位，但這絕不可能長久。
既然改革要求政府改變原來的對國有部門員工經濟社會地位的承諾，也迫使政府越來越多地減少實際上的承諾，那么，政府削減以至最終停止對這些社會成員的經濟社會地位的擔保，就可能是勢所使然。即使上一屆政府不愿作，下一屆政府也或早或晚不得不做。如果改革中部分城市居民的經濟社會地位稍有下降，就要由政府動用公共資源如數加以補償，那么改革就永遠也不可能成功。
當一種體制替代另一種體制時，通常會發生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動，一部分社會成員的社會經濟地位上升，而另一部分社會成員的社會經濟地位相對地或絕對地下降。前者由此獲得激勵而熱情支持這一變動，后者當然不愿意接受這種結果，可能不滿，甚至會抵制制度變革。這種現象本來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獨有的問題，真正的社會經濟變革是不可能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充分得利。制度轉型過程中，民眾經濟社會地位的上升可以通過三種途經，即單純依靠市場機制、同時利用新舊兩種機制、單純依靠舊機制�，F在，多數人已經懂得，第三種途徑靠不住，而正在學著利用第一、第二種途徑。如果政府逐漸撤除對國有部門員工經濟社會地位的擔保，民眾就會越來越多地利用第一、第二種途徑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社會地位。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機會、不同的結果，必然有人成功、有人失敗。如果所有失敗者都能從政府那里獲得足夠補償，而達到成功者的社會經濟地位，市場機制的作用就實際上是被瓦解了。
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經濟改革的政治難題是，在全能主義的體制中缺少應對上述現實的機制。政府習慣于代替民眾和社會利益集團作抉擇，因而也把制度變革的所有責任和可能的社會反彈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眾則習慣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機會，也把變革中的利益損失歸咎為政府的過失。結果政府很難從社會各利益集團的利益摩擦或沖突中超脫出來，不能有效地扮演社會利益集團間利益摩擦的仲裁者角色；相反，政府往往被深深地卷進這種利益集團間的摩擦，為了維持安定，只好運用公共資源對各利益集團輪番安撫。這樣，本來存在于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摩擦，反而被政府變成了每個利益集團分別與政府的摩擦；本來可能只是社會中某個利益集團對另一個利益集團的不滿，卻被轉化成對雙方對政府的不滿。當輪番安撫不再奏效時，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響力最大的社會集團，以至于成為其利益代表，這時政府繼續推動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縛住了。二十年來，我們所看到的不正是這樣的情況嗎?
九、簡短的結論
中國城市改革真正的困難在于，現行的體制把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和維持舊的社會結構直接掛起鉤來，導致中國進入一種雙重兩難困境。第一重兩難困境是與改革相關的:維持著民眾信心的現行雙軌體制就是國民經濟發展和國有部門改革的障礙，為了國民經濟今后的順利發展，必須對國有部門作進一步改革；可是，這樣的改革卻可能動搖城市民眾對收入和職位的信心，進而造成需求不足、經濟蕭條。不改革不成，因改革而破壞民眾的信心也不成。另一重兩難困境是與宏觀控制和維持宏觀經濟穩定有關的:為了繼續吸引外資，需要國家銀行不斷擴張貸款投放，從而制造出不斷膨脹、繁榮的城市消費市場；而銀行系統經營惡化又需要收縮銀根、清理不良貸款，如果真正實行起來，必然會導致半數以上的國有企業周轉不靈、員工收入不保，再導致城市消費市場蕭條、外商的投資信心受打擊。這樣的兩難困境的架構實際上早就存在，積累至今，矛盾日益暴露、突出。
毫無疑問，制度轉型中追求經濟社會的穩定確實至關重要。但中國以往實現穩定的機制卻可能導致未來的不穩定；如果過分地依靠維持舊的社會結構來追求當前的穩定，則今后的穩定和發展會越來越困難。顯然，減少對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補償和對國有部門員工經濟社會地位的擔保，是改革的大勢所趨，但又隱含著巨大的政治風險。要擺脫這個風險，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構，允許各社會集團之間溝通、協商，讓政府從與各個利益集團越來越頻繁的利益摩擦中解脫出來，站到一個有利于促成各利益集團之間妥協的超然位置上去，使政府能夠依靠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而不是少數社會成員的要求，促成社會的相對穩定、推動制度轉型和經濟發展。
2000年5月定稿
【注釋】
[1] Jeffrey Kopstein.1996. "Weak Foundations Under East German Reconstruction."Transition 2:34-36；潘永明，“代價昂貴的德國東部經濟轉軌，”《中國改革報》1995年12月8日；馬旭明，“德國統一五周年----無形之墻消除難，”《解放日報》1995年10月3日。
[2] Duetsches Institut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Research）. 1994. "Die Wirtschaftsliche Lage in Deutschland（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Germany）." DIW Wochenbericht（DIW Weekly Bulletin）43/94：724-733.
[3] Justin Burke.1996. "The Physical Wall Is Gone，But a Mental Wall Remains."
Transition 3: 5-8. 馬旭明，出處同注[1]。
[4] 記者童崗的報道，“國民消費存在四大差別，縮小差別前景不容樂觀”，《中國改革報》1995年11月24日。
[5] 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1995年全年和12月各�。▍^、市）商品零售價格變動幅度表”，《人民日報》1996年1月19日。
[6] 胡季、陳越、余斌，“1992年經濟形勢分析與1993年經濟發展展望”。馬洪、孫尚清主編，《經濟白皮書1992—1993，中國經濟形勢與展望》。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93年4月。
[7] 孫尚清，“前言”。出處同上。
[8] 胡季、陳越、余斌，出處同上。
[9] 鄉鎮企業的市場份額是指其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的比例，具體計算公式是：（鄉辦工業產值+村辦工業產值）/（鄉以上獨立核算工業產值+村辦工業產值）。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獨立核算工業企業主要指標”和“村辦工業分行業主要指標”表。
[10] 見《中國統計年鑒》“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主要財務指標”表。
[11] 見《中國統計年鑒》“工業總產值”表，按當年價格計算。
[12] 《中國統計年鑒1995》，P.249。
[13] 《中國統計年鑒1995》，P.577。
[14] 《中國統計年鑒1995》，P.403。
[15] 《中國統計年鑒1995》，P.368。
[16]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家計調查在全國城鎮居民中作了大樣本隨機抽樣（三萬多戶），樣本中國有部門、城鎮集體企業職工、合資企業職工、個體經營者的比重和收入數據有比較可靠的代表性�？梢愿鶕司杖肜飮胁块T職工的收入來推斷城鎮居民工作收入里國有部門員工收入的比重。這里使用的具體算法是，從人均全部收入中排除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特別收入，再把“職工從工作單位得到的其他收入、被聘用留用的離退休人員收入、其他勞動收入”按照國有、城鎮集體員工工資收入的比例分攤給國有、集體部門，就可以算出在城鎮居民工作收入當中國有部門員工收入的比重。根據1992年、1994年城鎮家計調查數據計算，這兩年國有部門員工工作收入占城鎮居民工作收入的比重分別為84％和84.9％。
[17] 見《中國改革報》1995年9月15日�！百Y產凈損失和資產掛帳”是指企業帳面資產中的虛假不實部分。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見《1995年經濟綠皮書》。
[19] 過去中國學者經常低估城鄉收入差距，因為他們分析這一差距時，只計算城市居民的貨幣收入，而忽略這些居民在社會主義福利制度下所享有的非貨幣福利，如公家配給的低廉住宅、公費醫療、政府及工作單位低價或無償提供的消費品與服務等。只有把城市居民的這些非貨幣福利考慮在內，才不會低估真實的城鄉收入差距。
[20] 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總隊課題組的這項研究把城市居民的非貨幣福利計算到收入中去，又分別排除了各年城鄉物價的影響，對改革以來的城鄉收入差距作出了比較準確的描述。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經濟研究》1994年第12期。
[21] 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即農民人均純收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貨幣收入、實物收入、住房補貼、部分勞保福利費用以及政府用于維持城市低價消費品與服務的物價補貼。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總隊課題組的文章“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見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各種物價總指數”表和“居民消費水平及其指數”表。
[22] 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1994—1995：農民收入又如何？”，《人民日報》1995年5月29日。
[23] 顧兆農，“農村為何成了價格‘高原’——物價形勢評析”，《人民日報》1995年8月23日。
[24] 見《中國統計年鑒1999》“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表，農民的消費品購買額指縣以下消費品零售額。
[25] 見《中國統計年鑒1996》“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底余額和年增加額”表。
[26] 見《中國統計年鑒1996》“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表。
[27] 原載《經濟日報》，《中國改革報》1997年8月15日轉載。
[28] 何清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美]《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3期。
[29] Rawski，Thomas G.，“Export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ate
industries，”unpublished manuscript，March 1994.
[30] World Bank：55—56。
[31] 程曉農、宋國青，“改革中國民經濟收入流程的變化”，《中國:發展與改革》，1987年第8期，第17至24頁；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筆者為主要執筆人），“改革中的宏觀經濟:國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經濟研究》1987年第8期，第16至28頁。
[32]據《中國金融年鑒》銀行機構業務統計。
[33]田漢卿、孫禮照，“我國四大國有銀行的盈利性比較分析”，《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第102頁。
[34]張炯強的報道，“企業竟向銀行‘打白條’”，《人民日報》1995年2月20日。
[35]黃勇、劉永扣報道，“效益：銀行亟待完成的答卷”，《中國改革報》1995年9月19日。
[36]翁杰明等編，《1995—-1996年中國發展狀況與趨勢》，第15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1月。
[37] 見1994、1995年《中國金融》各期中的“金融統計資料”。
[38] 程曉農、吳仁洪，“我國產業結構發展階段的演變與現實抉擇”�！豆芾硎澜纭�1987年第2期，第88頁。
[39] 見“關于斯米克現象的討論”專欄，《經濟參考報》，1991年6月10日到8月31日。
[40] 蔡江南（華東化工學院經濟發展研究所），“‘就業陷阱’：企業勞動就業現狀的基本格局”，《第四屆中國留美經濟同學會年會論文集》第155頁。中國留美經濟同學會1988年出版。
【參考文獻】
程曉農，“維持穩定與深化改革：中國面臨的抉擇”，《當代中國研究》1995年第1、2期。
程曉農、吳仁洪，“我國產業結構發展階段的演變與現實抉擇”�！豆芾硎澜纭�1987年第2期。
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課題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經濟研究》1994年第12期。
郭克莎，“中國所有制變動與資源總配置效應”，《經濟研究》199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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