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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制度體系變遷、市場結構與工業經濟增長
一、工業制度體系變遷與TFP計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依據制度-經濟增長理論對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計量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Pablo Zoiodo-Lobaton（2002）所采取的殘差分析方法。該方法認為，（1）技術以及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所引起的績效的變化都是制度變化引致的結果；（2）在勞動力、資本投入總量相對外生的環境中，通過估計生產函數所計算出來的殘值或全要素生產率（TFP）反映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大��；（3）在計算出殘值（或TFP）之后，可以建立具體的制度變量模型，分析出它與設定的具體制度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能夠反映不同制度變化的作用。我們采用該方法來研究中國工業制度變遷的經濟績效。
我們首先建立工業經濟生產函數Y=Ae[λt]K[α]L[β]，對該方程取對數得：
LnY=LnAO+λt+αLnK+βLn1+u
將1978～2001年區間的工業資本存量（K）、勞動力量（L）以及工業總產值（Y）帶入方程計量，得到無規模約束函數：
LnY=7.107+0.08t+0.04LnK+0.06LnK�。�1）
（3.502） （0.22） （0.198） （0.213）
R=0.998 Ad.R Square=0.996 F=1655.748
表1 制度變量與全要素生產率
附圖
資料來源：前3項根據《統計年鑒2002》計算，后1項根據計量算出。
正則化得到。α=0.4，β=0.6，由此建立殘差方程：TFP（t）=exp[InY（t）-αINK（t）-βInL（t）]得到1978～2000年全要素生產率（TFP）。我們將與工業經濟密切相關的制度變量界定為：市場化程度（MRL）、非國有化水平（NSOW）、開放程度（ORL），其分別定義如下：（1）市場化程度（MRL）。用投資的市場化指數表示，即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投資”三項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來表示；（2）非國有化水平（NOSW）。用非國有經濟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由于統計數據的限制，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來表示；（3）開放程度（ORL）。經濟運行的外向化水平，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開放程度的通行指標是對外貿易比率，即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它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國際貿易和分工的程度（參見表1）。以制度變量為自變量，TFP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可得到方程：
附圖
可以看到方程顯著性很好，但DW過大，顯然存在自相關問題，即制度變量之間并不是相互完全獨立的，市場化程度、非國有化水平、開放程度是在相互作用中變遷的。我們可以采用零回歸方法來解決估計，以考慮變量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其中k是零回歸的參數對方程進行處理。表2是隨著k值的不同，得到的不同回歸系數和R方的估計值。
表2 零回歸k值和系數估計
附圖
從表2可以看到當K=0.5時，各項系數相對穩定，由此得到新的回歸方程（方程中QYS=TFP）
附圖
從標準化方程可以看到，非國有化水平是引起TFP增長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對方程（2）與（4）進行對比，可以進一步得到非國有化水平不僅是TFP增長最為核心的因素之一，也是引起市場化和開放程度制度變化的原因之一。
二、TFP變動趨勢與所有制結構
如果將1978～2001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與TFP增長率結合起來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1）TFP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呈現高度的正相關，TFP是決定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之一；（2）中國工業經濟增長率和TFP增長率有兩個波動周期，第一個波動周期是1978～1990年，其最高點在1984年，最低點在1990年；第二個波動期是1990～2000年，最高點是1992年，最低點是1999年。這種經濟增長率和TFP增長率波動模式與我國工業制度改革的步伐是一致的：1984年工業體制改革在全國全面展開，承包制對于大中型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承包制在制度上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使這種制度改革的邊際收益逐漸遞減，到1990年承包制的制度效應基本為負，使TFP轉入最低點。1991年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目標的確定、1992年股份制企業改革全面推廣以及推動鄉鎮集體企業的政策大規模出臺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提高了整體TFP增長率，其后，雖然國家在1995年出臺了一系列大中型國有企業改革措施，推行了“抓大放小”以及國有企業戰略性調整等措施，但是股份制改革的制度邊際效應遞減現象是十分明顯的，因此，自1996年后，整體工業TFP急劇下降，1999年到達谷底。
表3 國有工業和集體工業分階段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狀況
附圖
注：各種生產要素產出彈性都為0.5
工業企業的整體TFP增長率為什么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持續下降？制度變遷的邊際效應逐步下降呢？這種計量結果與人們一般的感覺有很大的差異。因為1995年以來對國有企業所進行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抓大放小”以及其他國有企業戰略性調整措施應當大幅度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繼而提高整體工業經濟效率。從表3的內容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工業企業整體TFP增長率20世紀90年代中期下降的最為直接的原因——TFP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1984年的改革使國有工業和集體工業的TFP增長率全面提升，到1988～1992年期間，國有企業的TFP卻大幅下降使整體TFP增長率到1990到達谷底。1992～1996年集體企業很高的TFP增長率使整體工業的TFP增長率保持較高水平，但是該期間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之間的效率差距卻已很大。1996～2001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TFP增長率同時急劇下降使整體TFP增長率到1999年陷入谷底。
三、產業結構、市場結構與財務績效
結合上述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適當發展非國有經濟是未來工業經濟增長的核心之一，其方法很多。一是大幅度提高非國有經濟的自我發展，推進各種非國有資本進入生產領域；二是加大“抓大放小”力度，強化中小國有企業改制，推進一部分國有企業民營化；三是強化國有股份制企業股權多元化，使非國有股權增加。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這些方法基本上是同時并舉的，但是非國有經濟比重的增加并沒有遏止TFP增長率下降的趨勢。其中的深層次原因需要我們進一步對中國不同產業的產權結構以及市場競爭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1》資料，用R代表重點企業年末生產能力與整個行業總產量之比，表示不同行業的市場結構。如果R＞1，表示重點企業的生產能力大于整個行業的產量，該行業產量過剩，其他企業的進入將使該行業的市場擁擠度以及過剩加劇。如果R＞1，表明該行
業給小企業留有一定的空間，或者說市場的擁擠程度較弱。
從1998～2000年不同行業企業數量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在R＞1的行業中，除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以及紡織業等行業以外，其他很多行業的企業數量并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例如服裝及其他纖維制品業、化學纖維制造業以及電子設備行業。為什么出現了這種反�，F象呢？我們結合各行業的所有制結構狀況可以得到答案。
根據1998～2000年企業數量和2000年不同行業所有制結構狀況的數據，我們可以以企業數量近幾年的增加狀況為標準，將行業分成兩組與相應的所有制結構進行回歸分析，一是將企業數量減少的行業與該行業的國有經濟比重進行回歸；二是將企業數量增加的行業與非國有經濟比重進行回歸，得到下列兩方程：
附圖經濟比重）
R=0.503 F=7.116
這兩個計量方程雖然并不十分顯著，但它們仍可以表明，行業數量的變化與行業的所有制結構有密切關系——國有企業在主導行業中的撤退是這些行業數量減少的主要原因，而非國有經濟的擴展是這些行業企業數量擴張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回歸是針對不同行業的，因此這種關系并不表明在同一行業中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相反這些關系反而反映了這樣一個現象——國有經濟比重很高的行業，行業企業數量減少率越高，新生的企業數量（一般為非國有經濟）就越少；國有經濟比重很低的行業，行業新生企業（一般為非國有經濟）的數量越高，國有經濟壟斷的行業（煤炭采選業、木材及竹材采選業、石油天然氣、石油加工、煙草加工等）企業數量的變化并沒有帶來非國有經濟的進入。同時，我們結合各行業的市場競爭指數R的情況可以看到，在R＞1的行業中，除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以及紡織業以外，其他行業的企業數量并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這表明：雖然很多行業已經出現了嚴重市場過度進入和過度擁擠的現象，但是，非國有經濟企業仍然在不斷的增加。這意味著存在這樣一個“悖論”——在產權制度安排上更富有激勵約束效率的非國有經濟有“非”理性的投資沖動，不斷地進入過度擁擠的行業。這種“非”理性我們可以用這些進入行業的財務指標進一步加以說明。對于近3年企業數量增加的行業，我們把特殊行業（如橡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以及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剔除后，將其企業數量增長率（QYZZL）與行業工業成本費用率（GYCBLRL）進行回歸，得到下列方程：
附圖
該方程可以初步說明，這些行業企業數量的增加并不是這些行業的投資效益很高導致的，相反，在財務狀況越差的行業，企業進入越多（當然，這不能說是行業財務指標的惡化導致了新企業的進入，因為可能的因果狀況是過度進入導致行業財務指標的惡化）。
在國有經濟大幅度戰略調整的同時，為什么非國有經濟會大量進入沒有財務效率以及市場過度進入的行業呢？答案不在于所有制結構，而在于以下幾個方面：（1）很多財務指標很高的行業都被國有經濟所壟斷，而這些領域并沒有向非國有經濟開放；（2）隨著民間資本的大量積累，以及金融投資的收益自1997年以來大幅度下降，使很多民間資本不得不過度地進入能夠進入的原有產業領域，如服裝、紡織以及電器等行業；（3）大量由地方政府支持和控制的集體企業在地方保護的作用下過度進入，并缺乏靈活的退出機制。事實上，正是上述的問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導致了中國近4年來宏觀經濟環境的惡化，其間最為明顯的標志就是，由于非國有經濟的投資空間急劇下降，投資的邊際效應快速下降，投資收益由于市場的過度進入而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非國有經濟投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
結合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工業TFP增長率下降的原因：在中國漸進性企業改革的進程中，產權制度的改革方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從20世紀80年代宏觀產權制度改革逐步轉向微觀企業治理結構的改革。這體現在1995年以前強調非國有經濟的增量改革，承認非國有經濟的合法性，在稅收和資金等方面大力扶持集體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的發展，使很多行業（特別是輕工業行業）大幅度地向非國有經濟開放，增量改革也就體現出巨大的邊際效應。1995年以后，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目標以及“國有企業戰略性調整”策略的確立使改革的重心偏向了存量改革，搞活“大中型國有企業”成為戰略性任務，存量調整是非國有經濟增加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增量改革方面雖然依然受到重視，并出臺了很多扶植性政策，但是非國有經濟的市場空間并沒有得到擴展，一些具有較好財務績效的行業依然被國有經濟所壟斷，非國有經濟可以進入的產業空間日漸飽和，非國有經濟進一步進入原有行業的邊際效應大幅度下降。同時由于體制性沖突、金融收益率下降以及宏觀經濟環境惡化等因素，非國有經濟過度進入原有行業和“非理性投資”的現象出現了。該現象直接導致非國有經濟的TFP增長率以及整體工業TFP增長率的下降。
四、結論和建議
結合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工業企業的TFP是決定工業經濟增長核心因素，而決定工業企業TFP波動的核心因素之一是非國有經濟的比重。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工業整體TFP增長率逐年下降，其中關鍵的原因之一是非國有企業的TFP下降。而非國有企業的TFP增長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國有經濟進入的行業以及相應的市場狀況并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出現了非國有資本過度市場進入和“非理性投資”的現象。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議：（1）未來經濟增長的核心以及提高整體TFP水平的關鍵在于加大國有企業改革力度并適當提高非國有經濟的比重；（2）提高非國有經濟比重的下一步政策措施的重點并不在于簡單地肯定非國有經濟的合理性以及提供各種稅收資金的扶持，而是要為非國有經濟提供進一步發展的產業空間；（3）提高非國有經濟投資的產業空間的核心政策途徑不應當只是在于對國有企業進行微觀內部改制，通過“關、停、并、轉”的方式減少國有中小企業的比重，通過股權多元化擴大非國有經濟的比重，而且要將現有很多國有經濟進行實質性壟斷的行業向非國有資本進行全面開放，減少市場進入和退出的障礙，以改善市場競爭狀況；（4）市場競爭的狀況不能僅僅局限于對國有企業進行市場拆分和組建具有競爭性的國有企業集團，還必須大幅度開放市場，讓非國有資本通過各種方式直接進入壟斷性市場；（5）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改革以及企業內部產權結構的調整所取得的制度改革邊際收益將會進一步大幅度下降，改革的思路應當在強化國有企業治理結構以及集體企業內部產權體系改革等微觀產權結構調整的同時注重宏觀產權結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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