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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與刑法的“綠色”變革
【內容提要】可持續發展不僅僅是一種價值理念，而且業已成為各國政府的行動綱領�？沙掷m發展必須法治化，必須以可持續發展的觀念重新評價和檢討現有法律法規及政策方針，改正那些不適合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原則與制度。因此，以可持續發展為背景，對我國刑法的觀念、罪名及刑罰進行全面檢討意義重大，它呼喚刑法的綠色變革。一般地，可持續發展是既照顧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1](P52)。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世界環境發展大會上，可持續發展的觀念被各國政府所接受，成為指導各國政府發展社會經濟的行動綱領。中國政府已接受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并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這一行動綱領。貫徹實施這一綱領需要方方面面的工作，但以可持續發展的觀念重新評價和檢討現有法律法規及政策方針，改正那些不適合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原則與制度，建立起適合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原則與制度，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內容�；诖�，本文擬對我國的刑法做一“綠色”思考，探索可持續發展下我國刑罰的“綠色”變革。
一、可持續發展與刑法觀念的“綠色”變革
與可持續發展模式相對立的是傳統發展模式，這兩種發展模式之間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人類和自然界的關系上應注重哪一個？可持續發展注重自然界和生態環境，至少是把人類與自然界二者并重；而傳統發展模式則是完全以人類為中心，把自然界看作是任由人類予以征服改造并為人類服務的對象。第二，社會發展尤其是社會財富的標準是什么？可持續發展認為發展不純粹是一個經濟關系[2](P4)，環境生態質量及發展的可持續性是衡量發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而傳統發展模式則把發展等同于經濟發展，用物化的或貨幣化的財富多少來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第三，人類社會如何正確處理現在與未來、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問題？可持續發展要求不僅要考慮現在而且要充分考慮將來，不僅要考慮當代人的利益而且要充分考慮后代人的利益，堅決反對吃子孫飯，斷子孫路，強調不同的代際之間實現正義和平衡[3](P225)；而傳統發展模式則堅持當代人有當代人的自由，當代人為自己選擇舒服的生活模式，不受后代人的束縛和制約。用一句極端的話來說就是，“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比較兩種發展模式，顯然，可持續發展模式更可取，而傳統發展模式應當予以拋棄。
法律包括刑法不是思辯王國的產物，而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刑法的目的、理念、原則與具體的制度設計，無不打上社會發展模式的烙印。那么，我國刑法所體現、所反映的發展模式又是什么呢？我以為主要不是可持續發展，而是傳統發展模式。理由是：第一、從刑法的目的看，刑法的目的是保護人民打擊犯罪，所保護的中心是人，而不是人所依賴的生態環境，明顯的帶有人類中心主義的色彩。而保護人民的核心又主要是財產權、人身權及民主權利，不是人民的環境權。第二、從犯罪的本質看，刑法將犯罪規定為違反法律的危害社會的行為，而不是危害自然界和生態環境的行為�？梢�，我國刑法是建立在以人類為中心的觀念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人與自然和諧統一觀念上的，這是一種傳統的發展觀，需要在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下予以變革。具體說就是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為基礎，重新界定刑法的目的、任務，改變只重視人和社會，忽視自然界的不合理現象，把可持續發展的觀念貫徹到刑法中。
二、可持續發展與罪名的“綠色”變革
根據刑法理論，確定和劃分罪名的標準是犯罪客體。我國刑法以犯罪客體為標準把罪名分為十類，即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危害國防利益罪、貪污賄賂罪、瀆職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不難發現，破壞可持續發展、破壞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犯罪，沒有列入這十大類罪罪名中，僅僅是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這一類罪中，包含了一部分懲治污染、破壞環境與自然資源的犯罪（見刑法第六章第六節）。顯然，刑法對可持續發展及保護自然生態與環境的重要性認識相對不足，這就造成刑法在保護自然資源與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存在紕漏，主要表現在：
�。ㄒ唬┻z漏了對草原資源及自然風景名勝的保護。一般認為自然資源的要素有七大類，即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草原資源、礦產資源、漁業資源、野生動植物資源，此外，還有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保護區及文化遺跡地等三個特殊區域保護。對刑法來說，應該涵蓋上述全部自然資源的要素，唯有如此，才能起到刑法的保護作用。遺憾的是，刑法至少遺漏了兩個要素，即草原資源和自然風景名勝。刑法第324條雖然規定了故意損毀名勝古跡罪，似乎是包含了自然風景名勝的犯罪，但從本節的罪名即妨害文物管理罪來看，此處的名勝古跡不包括自然風景，而是古跡和文物。但現實生活中，恰恰存在不損壞古跡和文物，而僅僅損壞自然風景名勝的。如，在泰山上修索道，對古跡和文物并沒有損壞，但對泰山自然風景的和諧優美可能造成極大的破壞。其他，如桂林山水、杭州西湖、黃山風景等，都存在同樣的問題。
�。ǘ┘词故且焉婕暗淖匀毁Y原要素如土地、水、森林、礦產、漁業與野生動植物等，其對犯罪的處罰標準及重點也不盡合理。第一，刑法第338條規定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構成要件有二：一是主觀上的故意，二是客觀上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但現實中卻有很多雖未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但的確造成生態平衡破壞和環境污染的，這樣的行為同樣應受處罰。顯然刑法第338條的規定有漏洞。第二、刑法第343條的非法采礦罪，強調的保護重點是礦產中的經濟價值，而未考慮到非法開采造成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壞及環境污染，如《焦點訪談》曾報道過江西贛南地區大范圍大規模非法開采鎢礦的惡性事件，這種非法采礦當然破壞了稀有金屬鎢的經濟價值，但對生態與環境的破壞同樣是不容低估的。第三、刑法第342條規定的是非法占用耕地罪，如果不是非法占用耕地，而是破壞耕地資源，反而無法定罪。
�。ㄈ┢茐沫h境罪以外的犯罪行為也可能造成環境與生態的巨大破壞，但刑法在規定對這些行為的處罰時，并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例如，放火罪及失火罪，侵犯的直接客體都是公共安全，但是，如果引起的是森林大火或草原大火，那么其對生態平衡的破壞是不容低估的，對水土流失嚴重的地區來說尤其如此。再比如，水上交通事故，對萬噸油輪的碰撞傾覆來說，石油泄漏造成的環境污染和對生態平衡造成的災難性破壞，恐怕要遠遠超過其經濟價值，如果僅僅以交通肇事罪進行處罰，顯然不盡合理。
刑法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種種紕漏，根本原因在于立法時只看到環境資源的物質形態，而未能看到環境資源所具有的生態形態[4]，因而只看到了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而忽略了環境資源的生態價值。對可持續發展來說，環境資源的物質形態和生態形態、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是同時存在不可分割的，必須同時予以保護。為此，就要對刑法的罪名進行“綠色”變革。具體方案是：
第一，把刑法第六章第七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從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獨立出來，上升為一類獨立的大的類罪，成為刑法的第七章（原第七章到第十章順延），以體現
刑法在類罪劃分及排列順序上支持可持續發展保護環境生態及自然資源的價值趨向[5](P67)。
第二，修改刑法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改為破壞環境生態罪，在主觀要件上，不以故意為限，過失也可以在客觀要件上，不要求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人身傷亡，影響人身健康、破壞生態與環境情節嚴重的，也要予以追究刑事責任。例如，對有關部門予以限期整改或關停并轉但拒不執行并繼續生產的，就可以視為情節嚴重，予以追究刑事責任。
第三，按自然資源的要素分類，使罪名涵蓋所有的自然資源要素，具體說就是把刑法第340條改為破壞漁業資源罪，把342條改為破壞土地資源罪，把343條改為破壞礦產資源罪，把344條改為破壞林業資源罪。另外，增設破壞水資源罪和破壞自然風景名勝罪，作為刑法的第345條和346條。
第四，其他犯罪行為如果也破壞了環境與資源，則視具體情況分別按想象竟合犯、牽連犯、吸收犯予以從重處罰。
三、可持續發展與刑罰的“綠色”變革
刑罰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的國家機關用以懲罰犯罪的一種制裁方法。刑罰制度設計的好與壞，不僅直接地影響刑罰功能的發揮，而且通過刑罰的功能又間接地影響刑法的價值、目的與作用[6](P288)。因此，要實現可持續發展下刑法的“綠色”變革，就必須對刑罰法進行“綠色”變革。
�。ㄒ唬┲笇枷肷�，改變過去傳統發展模式下只重視人和財產不重視環境和資源的做法，從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出發，提高對環境資源的生態形態及生態價值重要性的認識，加大對破壞環境與資源保護罪的懲治力度，包括對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刑罰進行升格。
�。ǘ┲匦陆缍ê驮O計罰金刑。根據刑法第346條的規定，對單位犯破壞環境與資源保護罪的，對單位要處罰金。但是，罰金在我國刑罰體系中僅僅是附加刑，這就意味著對單位犯破壞環境與資源保護罪的，只能使用附加刑而不能使用主刑，無形中降低了對單位破壞資源與環境的否定性評價，削弱了打擊力度，此為其一。其二，刑法對所有破壞環境與資源的犯罪都規定了并處罰金，但是，對罰金的數額及比例卻未作規定，這在實踐中極容易造成少用或濫用罰金兩種不良傾向。鑒于以上兩點，應將罰金上升為主刑，并規定罰金的數額和種類，使判處罰金時有法可依。
�。ㄈ┩晟菩塘P的多樣性。刑罰的多樣性是刑法完善的標志之一[7](P85)。如法國刑法典就規定了40多種刑罰方法，僅對法人犯罪就規定了10多種刑罰方法。相比之下，我國對單位犯破壞環境與資源保護罪只有罰金一種處罰方式，不僅刑罰種類太少，而且力度不夠，因為罰金并不能消滅犯罪單位的主體資格，這就為以后繼續犯罪留下了隱患，而刑罰的首要功能恰恰就是剝奪或限制再犯能力功能[6](P289)。因此，我國應對犯破壞環境與資源保護罪的單位處以刑事破產、治理污染、恢復植被等新的刑罰形式，達到根除再犯能力、保護環境的目的。
收稿日期：200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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